google要退出中国，支持还是反对？（请勿人身攻击！）

[陽光院景仁]

在Ubuntu的PK版PK了半天，原來是來PK各自立場堅定性的～

你太賣力了的樣子，賣力得遠遠超過對自由軟體的努力，這樣賣力如果不是職業內容的話就太那個了......哪個呢？腦子，那個...... 。

欢迎拿出最后的绝招继续对本人人品及其智商道德进行评击

你是真心喜歡戰鬥的嗎？不管你的戰果能不能兌換到饗銀賞金，但是不要認為每個人發言都有你那樣的戰鬥慾望。

1.多數人只是看到貼子內容有自己剛好有興趣的，就把自己肚子裡面的髒水倒出來跟別人分享而已。

2.你的能力還遠遠比不上御用專家，所以不要太急著爭奪功勞。

欢迎继续，如果既评击了某单位，又评击了美联邦，还能拿一毛的话
那么究竟谁拿一毛大家也就心知肚明了

一直在疑惑，为何用正体字的家伙都喜欢道貌岸然呢，伪君子做不来，我还是做真小人算了

這只是說明未必是一毛而可能是高階一點的五毛，小罵大幫忙的技巧要比只會直接歌頌的初階一毛賞金高。

嗯，欢迎继续就一毛问题发表评论
当御用文人水平不够是你嘴里出来的，高阶五毛也是你嘴里出来的，反正是人是鬼都出自你嘴，你继续

繼續甚麼？繼續用我的上網時間儘量多地給你製造發帖子累積bonus的機會？好吧，成全再給你一個。還想要的話以後也許還有機會。

[Havanna]

语无伦次，前言不对后语，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观点不值得一驳
你栽赃的水平如同小孩子过家家
收起看不起大陆人的心态，收起你那莫须有的傲慢吧，孩子
在大陆生活几年还真以为就懂得大陆经济政治民生了......

另外，欢迎继续纠结于一毛问题
拙劣的咬人水平

[fei3ban]

1.回tenzu...你自己可以看看国家体系法律体系那样不是来自欧洲?宪法,自由,民主不说其意义,就是这些词也是从日本学习欧洲后传过来的.您举个正在用的本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2.回hawana..这里我们在争论支持google的自由,您扯东扯西,还在说什么立场,您的立场就是不支持自由?现代价值观就是到了您支持的人管理下才变得想你说的一无是处,你的列子正好打在自己嘴上.我们不为政客支持,我们只为自由呐喊.你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纯粹的free,那是废话,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别人背后有动机,如同你是否又能纯粹的为别人服务?西方体系不是最好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要比我们先进,西方的政客也是自私无耻的,但是你能找到比现有体系更好的?
3.如果你的道理是因为别人的利益而不去支持自由,那我想问你,你找个没有利益原因的情况!你明不明白民主的实际就是每个人的个人利益.
4,仅仅把别人归为1毛5毛,并不解决什么问题,那个也是他们的利益,如果你是真的在追求美好的东西,我倒是情愿相信你是幼稚简单.

[fei3ban]

这次事,对Google对zf也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认为结局可能是google私下妥协表面和解的回归.他可继续赚钱,不用管什么打酱油的,反正他们也无所谓.麻木的中国人,鲁迅也已经说过彻底失望了,我们在这里脸红脸白的也没多大作用.
自由民主公平往往看起来不会那么的纯粹,但是如果这些柱子摇晃的时候我们不去扶助它,它就会掉下里砸住你.这真理是我说的,当年希特勒的一个神父有段话可已经可以说明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些人以为事不关己或者作为什么的帮手不是受害者,那就错了,体制内的倒霉蛋在网上收收,都是一大把,你会不会是那个倒霉蛋呢?
我是土生的中国人,我爱自己的文化,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自由的活着,我也希望那些得到了大部分利益的人能够分一部分给国人.

[tenzu]

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能代表一个民族的价值观？
看来我们对“价值观”的定义并不相同
争论这个已经跑题了，就此打住

[陽光院景仁]

“二杆子”乃枪杆子、笔杆子之谓也。把笔杆子与枪杆子并列的，是我朝太祖毛泽东。我朝的江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由法国布朗基首先提出、后经意大利墨索里尼发扬光大、最后由老毛成功实践的口号，深深影响了跟随其打江山的革命队伍，因此从上到下重武轻文，重视枪杆子与实物，轻视笔杆子所代表的文化思想。

1962年老毛在针对小说《刘志丹》的批示中说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进而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此重视对笔杆子的控制被提到了关乎政权稳定的高度。林彪对此概括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还要靠这两杆子。实际我朝建立后，对笔杆子就实行了垄断控制，但在思想上，一帮打仗出身的革命干部对文化并不十分重视，总认为文化就是唱歌跳舞、娱乐轻松的。自老毛指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后，文化不再被视为唱歌跳舞，而是变为与枪杆子一样的杀人利器了。自此，“二杆子”治国，成了我朝统治的不二法门。

“二杆子”治国，就是对二杆子的垄断。国家对枪杆子的垄断，乃天经地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国家对笔杆子的垄断，却非如此。现在国际上如我朝这般对笔杆子与枪杆子一样实行高度垄断的国家并不多。政治学上，把对笔杆子实行垄断的政权称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委婉一点的称全能主义。学过英语的都知道total这个单词的含义。按直白的解释，极权主义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按四人帮的说法则是“全面专政”。改革开放后，我朝的极权统治开始后退，臣民获得了有限自由。于是有专家跳出来说，现在已经不能称极权了，顶多是“开明专制”。但按照政治学对极权主义的定义，只要对笔杆子仍旧实行国家垄断的，就是极权主义。何也？因为通常的专制统治仅限于对公权力的垄断（枪杆子由私人或小集团控制），人莫予毒；私权利（经济、文化、思想、信仰、娱乐等）是放开的。而我朝尽管放开了臣民的经济权利，但文化思想言论娱乐仍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因此，我朝现在政权性质仍属极权，然而因为经济权利部分放开，故也可称后极权、后全能主义。

西方一向是政教分离的，“耶稣的事归耶稣，凯撒的事归凯撒”。这里，凯撒泛指世俗王权。教会管理灵魂（文化）方面的事务，世俗政权则管理军事、法律、税收等世俗事务。教会与王权井水不犯河水，大家相安无事。

这是中世纪解体之前的西方社会。但在中世纪晚期，在教会与王权间，渐渐发展出了一个市民社会，成为了继僧侣（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之外的第三等级。所谓市民，按秦晖先生的说法，就是非主非奴的自由民。他们在灵魂与王权间，开拓出了自己的文化事业，它包括教育、艺术、哲学、法律、科学等，市民社会的文化事业既不受教会，也不受王权管辖。但是随着市民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政府渐渐行使起了对这些文化事业的社会管理职能，但始终未对之进行垄断。

然而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印刷、通讯、交通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世俗政权获得了对上述事业进行垄断的能力，于是极权主义诞生了。他们是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

极权主义的实质是为了效率而牺牲人的价值。在极权主义看来，人不是目标，而是某种实体的工具。因此极权主义政权在短期内确实具有极高的效率，这一点是我国极权主义者至今还津津乐道的。但极权主义因为不具价值的合理性，故最终表现为一条抛物线——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西方民族是一个讲究理性/合理性的民族，特别是德国，可说是理性主义的大本营。所谓理性主义，实际就是利益最大化的别称。追求效率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何以理性的德国人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出发，却得到了利益最小化的结果？毛病出在哪里？原来毛病还是出在理性上，是理性的狭隘，即忽视了价值理性。

什么是价值？价值乃方向、目标。方向目标的不合理，效率越高，岂不是摔得越重？极权主义在西方从勃起到衰亡不过60－70年（从一战后到苏联崩溃），这一历史时期内，英美法的民主宪政提供了极权主义的对比参照物。

政教合一的实质是权力出真理、真理出权力，权力与真理的合二而一。在这种体制下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垄断了真理，因此必须实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核心”的严格纪律。为何必须如此？因为组织掌握了真理、上级掌握了真理、中央掌握了真理、核心掌握了真理。如果放弃了对笔杆子的控制权，那就放弃了对真理的垄断权。没有了真理，仅仅有枪杆子，岂不成了土匪？

政教合一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形成。《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祭祀，为意识形态或笔杆子，“戎”指战争，为枪杆子。可见这个二杆子治国在华夏是有着悠久历史的。

政教合一的制度，在农业经济时代有合理性，但进入工业经济、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其合理性已丧失殆尽。不认识政教合一制度的荒谬性、落后性与危害性，是很难与之切割的。

按列宁对专政的定义（列宁曾是帝俄喀山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专政有双重含义

a: 囗囗——对公权力的独占，不许他人染指，通常以一人或家族形式独掌大权。现代以来，以一党或一个集团、一个阶级的形式出现。这也是拉丁语独裁的原初含义（英语：dictatorship;拉丁语：dictature）。

b: 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统治。

[陽光院景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后极权主义”的提法逐渐替代“极权主义”，捷克前总统、思想家瓦次劳·哈维尔（Vaclav Havel）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后极权主义”的影响波及全世界，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林兹（Juan Linz）提出“后极权主义”的说法时，他建议用“极权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并以此区别于日后苏联的“后极权主义”。但，“后极权”在性质上依然是极权的，所谓“后”，则意味着极权的“发条已经松动”（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语）了——它已经力不从心了。

　　因此，在铺陈“后极权主义”的前提，有必要对“极权主义”进行一番阐述。

极权主义者的“孤独”囗囗

　　按美国政治学家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的说法，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1925年才出现，并且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明。“totalitarianism”其词根“total”，即“总体的”、“全面的”意思，墨索里尼曾用“总体国家”（totalitarian state）来表达他的蓝图。

　　二十几年后，美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她在认定“极权主义政权”时，将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也算在内，由此奠定了极权主义研究与批判的具体对象，也开始有了“右的”极权主义和“左的”极权主义之分。

　　阿伦特这样描述：全面恐怖的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它所针对的是切断了与他人联系的原子化的个人，“恐怖只有对那些互相隔离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这种“孤独”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从而丧失判断事物的基本常识，将反常视为正常；不能感到和他人呼吸在同一个天地之中，于是造成对于他人莫名其妙的仇恨，感到这个世界正在联合起来反对自己，同时也把自己放到反对一切人的位置上。在感到自身无根、缺少意义的焦虑时，一方面，丧失了对于自己的信心，失去对于自身行动的任何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某种虚无所造成的真空，十分容易被他人乘虚而入，灌输进“假大空”的意义，以某种反常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自己。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了：极权政权想尽一切办法造成这种孤独和虚无；而孤独和虚无又在滋生极权因素和强化极权政府。在阿伦特的表述中，包含了极权政权和这种政权之下的人们互相之间不可分割的看法。

　　阿伦特所处的时代是极权主义研究的鼎盛时期，这当然主要在西方。它的研究成果并不反映在苏联和苏式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说出“极权主义”这个词，就表明与苏式共产主义制度的决裂，是取得了一个制度之外的某种起点。

　　学者们还发现，极权主义的出现必须符合三个客观条件：一是这个国家不具备成熟的公民社会，个体权利意识尚未觉醒，民主、自由等意识尚未深入人心。二是这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深重灾难，人民生活困苦，并渴望出现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对这个人物寄予无限信任，听信他的救世许诺，并为他甘愿放弃自己的一切权利。三是这个国家刚刚遭受过外来侵略，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据此产生出一种畸形的民族自尊心——极端民族主义或是军国主义。

后极权社会犹如蜘蛛网

　　在极权社会中，“无权者的权利”是双重地被剥夺，“无权者”既没有私权，也没有公权。私权的沉沦在于社会生活中“私人领域”的被破坏以及意识形态的强行进入。然而，在后极权社会里，极权制度与当年造就这一制度的社会运动早已疏离、异化，旧的意识形态逐渐破产，统治发生了裂痕，经济生活中消费主义盛行。

　　哈维尔曾对关于在全社会织下一张无形之网的“可怕的蜘蛛”进行描述：“对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张网，不能触到它的细丝，但甚至头脑最简单的公民都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承受它每时每刻沉默的在场，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可见，后极权社会就是由极权制度蜕变而来，生活在其中的人依旧遭受着自觉和不自觉的奴役。

　　他也曾深刻地分析过后极权主义是如何导致大众的政治绝望，政治冷漠与消费主义的。在后极权社会人们的政治参与被切断，成为例行公事式的表演，他说后极权环境中的人有冷漠、绝望、得过且过等典型的症状：“绝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例行公事的表演——它可以作为‘群众性政治参与’的印证。所有这些制造‘正常’行为的概念是一个本质上深深悲观厌世的概念。”

“恐惧”支撑整个社会的外壳

　　哈维尔在描述后极权社会时的关键词包括“恐惧”、“谎言”、“消费品”。他指出支撑着社会稳定外表的，是人们普遍的恐惧心理。不同于五十年代行刑室里的拷打叫喊声，从前排除异己的残酷做法已经转化为对于每一个人生存的压力，人们担心现有的东西因为不服从而随时被拿走——生计、地位、前程以及受教育的权利等。在这种压力的背景之下，谎言盛行。

　　哈维尔在《给胡萨克的公开信》中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

　　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堕落为不同的人谋取自身利益的借口，但不是没有意义：维持着一个极权社会的外表而不去捅破它。大多数人厌恶和当权者的争论而把兴趣转移到私人生活方面，表现出对于消费品空前高涨的热情，人们忙于建立自己的安乐窝，知道如何不给自己和他人添加麻烦，而在这看似扩大了的私人空间背后，是能量并非完全恰当的输出：人们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到消费品面前，而从别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中被赶走。他们拥有的仅仅是选择什么牌子电冰箱和电视机的自由。

每个人都成全了后极权制度的运转

　　事实上，在哈维尔那里，后极权与通常所理解的专制也有很大的差别：在传统的专制社会中往往很容易分清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在后极权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主人，也即后极权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强加的机器，而是人们普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人是纯粹的的受害者，是我们每个人成全了这套制度的运转。

　　在后极权社会形态下，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同，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整个参予的同谋不仅仅是另一个人，而是体制自身。

　　权力结构中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责，但这不是无限制的，也不能为某个个人彻底开脱罪过。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特征是后极权制度与传统的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

　　那么，要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哈维尔提出的答案非常简单：“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事实上，自1989年上台至1993年告别政坛，哈维尔一直都在实践自己的追求——他即洞彻了后极权主义时代，并促成其终结，因此被誉为当代的“哲学王”。

[陽光院景仁]

以上資料不完全等於我個人觀點，僅供想繼續PK的人繼續PK打靶。

來自我個人記憶的資料：
因故與大陸地方政府部門諮詢時經常遇到的回答：「這個我們也不知道，你們應該去問一下有關部門」，問曰「你是指哪個部門呢？」「這個我怎麼知道！」

在台灣唸書的時候，先生關於老蔣時期的歷史有說到一段話，記得有一句：「極權主義在挑選受害者的時候，並不在乎任何個人的立場和選擇，而是依據體製機器在這個時期的需要」。

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蘇聯笑話：
「你為甚麼坐牢？」
「因為我支持伊萬諾維奇。」
「你又是為甚麼坐牢呢？」
「因為我反對伊萬諾維奇。」
「那你呢？你又是為何坐牢？」
「我就是伊萬諾維奇。」

[陽光院景仁]

恐惧导致人们情感冷漠，“人们便失去了对前途、对建立公共事务权利的可能性，对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意义等全部信任。他们对超出其每天以外的任何事情漠然置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他们寻找解脱的途径；他们屈服于冷漠，屈服于对超个人的价值及对他们同胞的漠不关心，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和压抑。……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

生活可能臣服于一个长时间的彻底的被强暴、令其衰竭和麻痹的过程。但是，她不可能永远止步不前。……尽管她一千次被疏远自身，但她总是能以某种方式复原；不管怎样被粗暴地蹂躏，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如果生活不可能永久地被毁灭，那么，历史也不可能全部进入一种止步不前。……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一天它必然发生：这种覆盖将不再有约束并将要揭开。……所有长时间遭到压抑的因素，那些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的、非日历化得事件，所有长时间遭到否定的神秘性，迅速冲决出来。……多年来为了表面上的完善、无懈可击、不出一个故障而运转的机器，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这种看起来非常像不可动摇的、永世长存的君主统治制度，在其所有那些一致的投票和选举中不存在任何怀疑的表示，没有任何迹象便分崩离析。

在极权制度之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富有政治含义的运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力量的公开冲突所造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来自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是生活在谎言中与生活在真实中之间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在后极权制度的要求与生活的真实目的之间发生冲突。生活的真实目的自然采取了大量不同的形式。它们有时候表现为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基本物质利益或社会利益；而在别的时候，可能表现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还有些时候，可能是最基本的存在论的需要，如人们渴望在尊严中生活。

不论一个新的政治模式多么漂亮，它已经不能够与‘隐藏的层面’对话，不再激励人们和社会，唤起真正的政治热情。后极权制度之内的政治空间在别处：制度的复杂操控与生活的目的处于持续的残酷对峙中。生活的目标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不与人们自身相冲突，以某种可以接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员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严密监控，自由表达自己，发挥创造力并享受法律保护等等。与此有关的一切具体事件，都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关于政治经济秩序的理想而抽象的规划不能使他们感兴趣。……在后极权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实在太了解对他们来说是否能像人一样活着，比哪个党派掌权，或他们如何标榜自己来得更为重要

强调法治是后极权制度特定条件下的自然体现，是了解其特征的必然结果。如果存在两条为自由社会而斗争的途径——一条是通过合法手段，另一条是通过起义（武装的或非武装的）——那么，在后极权制度下采取第二条途径是极为不恰当的。……社会把起义看着是对社会本身的攻击，不但不支持起义，反而极有可能倒向制度一边，因为它觉得制度起码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法规法治。……显然，起义的企图不仅在政治上死路一条，在技术上也没有成功的可能。……不但面临着国家（和超国家）政权机构的强大镇压，而且还会受到社会本身的反对。……‘持异议者’颇怀疑不择手段来改变制度和更换政府，也怀疑为了这些‘根本的’变革来牺牲‘不重要’的东西即人的生命。那样的话，尊重理念就超过了尊重生命，是人类又一次面临奴役的危险所在。……用暴力制造的未来只会比现行制度更糟糕。换句话来说，暴力换得的未来只会打上暴力的致命烙印。

虽然后极权制度下的统治者们总是用法律来装饰自己的门面，用高尚的言辞来树立自己的合法性，而实际上这些法律和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哈维尔还是认为这种制度离不开法律，人们刚好可以通过诉诸法律的手段来揭示它的欺骗性，从而迫使当局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推动社会的真正进步。他说：“人们坚持不懈地诉诸法律——不仅是有关人权的法律而且是全部的法律，表明他们并不对法律存有幻想，他们深知法律扮演的角色。正因为他们明知现行制度绝对依赖法律，依赖它的崇高言辞，他们更明白这样的诉求有什么意义。因为现行制度不能没有法律，它非得作出遵纪守法的样子，于是不得不对诉诸法律的呼声作出回应，要求依法行事就是生活在真实中的一桩行动。这样就威胁到了虚伪结构的顶峰。这样的诉求一次次让人们看清了它纯粹外衣的性质，作为摆设的性质，从而间接地迫使躲在法律条文背后的人们为了自己的良心也为了给外界制造良好形象，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制度的自我保护机制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就是怕别人抱怨他们在执行仪式时过于笨拙，他们不得不做的好一些。”

[陽光院景仁]

恐惧导致人们情感冷漠，“人们便失去了对前途、对建立公共事务权利的可能性，对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意义等全部信任。他们对超出其每天以外的任何事情漠然置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例行公事，他们寻找解脱的途径；他们屈服于冷漠，屈服于对超个人的价值及对他们同胞的漠不关心，屈服于精神上的被动和压抑。……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愉快，修建小别墅，照料自己的小汽车，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

生活可能臣服于一个长时间的彻底的被强暴、令其衰竭和麻痹的过程。但是，她不可能永远止步不前。……尽管她一千次被疏远自身，但她总是能以某种方式复原；不管怎样被粗暴地蹂躏，她最终要比蹂躏她的力量活得更长久。……如果生活不可能永久地被毁灭，那么，历史也不可能全部进入一种止步不前。……这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一天它必然发生：这种覆盖将不再有约束并将要揭开。……所有长时间遭到压抑的因素，那些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的、非日历化得事件，所有长时间遭到否定的神秘性，迅速冲决出来。……多年来为了表面上的完善、无懈可击、不出一个故障而运转的机器，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这种看起来非常像不可动摇的、永世长存的君主统治制度，在其所有那些一致的投票和选举中不存在任何怀疑的表示，没有任何迹象便分崩离析。

在极权制度之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富有政治含义的运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力量的公开冲突所造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来自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是生活在谎言中与生活在真实中之间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在后极权制度的要求与生活的真实目的之间发生冲突。生活的真实目的自然采取了大量不同的形式。它们有时候表现为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基本物质利益或社会利益；而在别的时候，可能表现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还有些时候，可能是最基本的存在论的需要，如人们渴望在尊严中生活。

不论一个新的政治模式多么漂亮，它已经不能够与‘隐藏的层面’对话，不再激励人们和社会，唤起真正的政治热情。后极权制度之内的政治空间在别处：制度的复杂操控与生活的目的处于持续的残酷对峙中。生活的目标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求，不与人们自身相冲突，以某种可以接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员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严密监控，自由表达自己，发挥创造力并享受法律保护等等。与此有关的一切具体事件，都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关于政治经济秩序的理想而抽象的规划不能使他们感兴趣。……在后极权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实在太了解对他们来说是否能像人一样活着，比哪个党派掌权，或他们如何标榜自己来得更为重要

强调法治是后极权制度特定条件下的自然体现，是了解其特征的必然结果。如果存在两条为自由社会而斗争的途径——一条是通过合法手段，另一条是通过起义（武装的或非武装的）——那么，在后极权制度下采取第二条途径是极为不恰当的。……社会把起义看着是对社会本身的攻击，不但不支持起义，反而极有可能倒向制度一边，因为它觉得制度起码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法规法治。……显然，起义的企图不仅在政治上死路一条，在技术上也没有成功的可能。……不但面临着国家（和超国家）政权机构的强大镇压，而且还会受到社会本身的反对。……‘持异议者’颇怀疑不择手段来改变制度和更换政府，也怀疑为了这些‘根本的’变革来牺牲‘不重要’的东西即人的生命。那样的话，尊重理念就超过了尊重生命，是人类又一次面临奴役的危险所在。……用暴力制造的未来只会比现行制度更糟糕。换句话来说，暴力换得的未来只会打上暴力的致命烙印。

虽然后极权制度下的统治者们总是用法律来装饰自己的门面，用高尚的言辞来树立自己的合法性，而实际上这些法律和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哈维尔还是认为这种制度离不开法律，人们刚好可以通过诉诸法律的手段来揭示它的欺骗性，从而迫使当局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推动社会的真正进步。他说：“人们坚持不懈地诉诸法律——不仅是有关人权的法律而且是全部的法律，表明他们并不对法律存有幻想，他们深知法律扮演的角色。正因为他们明知现行制度绝对依赖法律，依赖它的崇高言辞，他们更明白这样的诉求有什么意义。因为现行制度不能没有法律，它非得作出遵纪守法的样子，于是不得不对诉诸法律的呼声作出回应，要求依法行事就是生活在真实中的一桩行动。这样就威胁到了虚伪结构的顶峰。这样的诉求一次次让人们看清了它纯粹外衣的性质，作为摆设的性质，从而间接地迫使躲在法律条文背后的人们为了自己的良心也为了给外界制造良好形象，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制度的自我保护机制的一部分），或者干脆就是怕别人抱怨他们在执行仪式时过于笨拙，他们不得不做的好一些。”

[陽光院景仁]

圖為山西省公安廳舉行「基层公安执法勤务装备发放仪式」

[Havanna]

呵呵，批某单位，我举双手双脚欢迎
如果历史到了某一刻
你想做陈胜吴广，我也欢迎
但如果想做吴三桂，那么请呆在香港台湾为好

PK点都找不着，还想PK？

[hcym]

陽光院景仁好烦

很简单的事情绕到银河系以外，其实你自己都不懂

集权不好，不呆不傻都知道

看看台湾，鸡飞狗跳的民主也不咋地

美国能有今天绝非残酷竞争中胜出，天时地利占大头

[Havanna]

哦忘了，港人台湾人压根就没想过自己的身份
所以想做陈胜吴广，没那心思
想做吴三桂，身份不对呀
于是想出一妙招，喊口号
为了解放全人类~~

[hcym]

哦忘了，港人台湾人压根就没想过自己的身份
所以想做陈胜吴广，没那心思
想做吴三桂，身份不对呀
于是想出一妙招，喊口号
为了解放全人类~~

你最不是东西

港人台湾人不是人啊，何况都是东非一个猴妈生的

是人都得为自己打算，扯jb民族大义

有量就把人灭了，没量就等着被人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