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for Fun(12)

要从头说起。我从来憎恨语音信箱,它是技术利用方面的负面例证。事实上,它是现存技术中最糟糕的技术,我强烈地憎恨它。在Transmeta
公司是地,最初我们使用一种分立语音邮件系统,每个雇员都可以收存二十分钟打进来的语言信息,时间用完之后,打电话者会被告知邮箱
已满,请与接线员联系。我的语音信箱总是满着的。

我想这正是记者们造成的麻烦。在我的语音信箱满了之后,他们就与接线员吵闹。经历过数百次以后,接线员失去了耐心,她们也知道我对
这些来访者不感兴趣,但她们不愿让打电话的人觉得是她们要赶走来电者。

于是,我只好不听录音信息就直接把它们删去,以使前台的人不再受打扰。大多数时候,我根本不听任何信息。不过,打电话的人通常把电
话号码说出来以供记录,所以我不得不听十五遍去把他们所说的话弄清楚。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我不给他们回电话。人们留下号码后常会
被一种温暖、易于动感情的情绪控制,直到明白我不会给他们回话为止。

那就是他们找到接线员的时候。由于接线员不知如何回答,所以我告诉他们,要来电者给我发传真。传真与语音邮件一样令人厌烦,但只要
你愿意,你还是能够弄清楚传真上的电话号码。

而我却从不想去弄清楚。

起初,接线员礼貌地告诉来电者请他们给我发传真。最后,人们认识到我实际上并没有读那些传真。一周后他们又打电话来,抱怨说他已把
传真发给了我。接线员又被弓弦进来,可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处理我的电话。

尽管伯瑞纳托先生对我在Linux发迹之前的良好形象进行了慷慨的描述,但我实际上一直就是一个刻薄的家伙。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传真问题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最后,他们设立了一个没有语音信箱的专门的电话信息接待处。Transmeta已聘用了公关人员,他们自愿为我
处理这一事项。听说他们受过职业训练,专门处理这一类事情。他们告诉我,好使我不想与记者们交谈,我也应该尽量给记者们回电话,如
果我回话,记者会有一种温暖而快乐的感觉。我对此的反应是:我才不在乎他们的什么温暖或快乐的感觉。

当我在办公桌前时,碰巧有人打来电话,我确实会亲自接听。但那并不能被解释为平易近人,那当然也不是一次政治宣言。对开放源代码的
立场并不能使我比别人更为平易近人,也不能 比别人更为道德,也不能说明我更易于接受别人的意见。这从来不是事情的关键。事情的关键
在于,即使我是来自地狱的最黑暗的魔鬼,即使我邪恶异常,人们也可以在使用Linux时忽视我的存在而自行处理自己的工作。这与我个人的
开放与否无关,这只与他们拥有忽略我的权力有关。那才是最重要的。

Linux没有官方版本,有我的版本也有任何人的版本。事情是大多数人都相信我的版本,并把它看作事实上的官方版本,因为我为之工作了九
年。我是发起人,人们都认为我的工作十分出色。但我们可以说,即使我刮成光头冲他们大喊“向我鞠躬,否则,我打死你们”,他们也不
会搭理我的。

人们相信我,而他们相信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曾经值得信任。

那不意味着我愿意去听语音邮件,或者愿意我在办公室里时人们正好打电话进来。

我并不认为人们应该把我看成是一个所谓的好人,给任何给我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的人回话。想来这事的确奇怪,到底是哪些廉洁把我描给
成了一个不爱钱财的谦恭的和尚或圣人。几年来,我一直想驱散这个神话,我不想成为新闻界所希望的那种人。

事实是,我从来憎恨那个谦恭的和尚形象,因为那个形象实在太不酷了。那是个沉闷的形象,而且,那不是事实。

钻出我的卧室,站到世界的聚光灯下,我立刻感觉到我必须学会某些别人在进幼儿园时就已学会的生存技巧。例如,我从没有预料到人们会
如此认真和荒诞地对待我和我的一举一动。有两次的情形,可以说明这同一个主题。

在大学时,我在电脑上建了一个总目录,所有目录的名字都与它有联系,目录的名字是为了作为个人的提示,所以我把机器中的总目录命名
为“李纳斯?上帝?托沃兹”。我是我办公室里那台机器的上帝,这有什么问题吗?

人们使用一台Linux或UNIX的电脑,他们会敲键盘看看谁登录过那台电脑。因为有了防火墙,所以这种操作今天已不经常。但在几年前,如果
人们想知道另一个人是否登录或看过他的信件,就必须敲开电脑看看。这也是看看别人放在计算机上的个人信息(它有点像网页的前身)通常所
用的方法。我的“项目计划”总是包含着最新的核心版本,所以人们要想知道当时版本的方法,就去打开的电脑看看。有些人甚至把这一过
程设置成自动完成,他们每次访问我一个小时,以便?上版本的更新。不管怎样,当人们访问我时,都会看到那个总目录被称作“李纳斯?上
帝?托沃兹”。起初还没有什么,但不久我开始收到电子邮件,人们告诉我那么做是亵渎上帝。所以,最后我不得不更改了它。这些人对待自
己过于认真,而他们的 法通常使人发疯。

当然,另一次是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事件。哎,那真是糟透了。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红帽子公司的书,把那一事件看作带有潜在灾难的国
际性事件。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红帽子举行了一次Linux用户集会,邀请我参加,会议就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德汉姆市举行。听众席挤满了听讲的人。当我站起走向讲台的时
候,人们都起立并向我欢呼,第一句进入我心中的话就从我嘴边溜了出来:

“我是你们的上帝。”

那是一个玩笑。因为那样可以喊得更响。

那并不是说:“我就是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牢牢记住。”那只是表示“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我是你们的上帝,虽然我感激你们这种对
我的赞赏,但现在请坐下来听我演讲,听过了再表达你们的态度。”

我相信我再也不愿重新经历这一切。

这几个字的开场白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几小时后,我的这句话成为新闻讨论组里专栏的标题。我承认,这句开场白不雅,但这不是故
意的不雅。事实上,我只是走向一个讲台,而人们站起来并向我欢呼,我很窘迫,而那正是我对付困窘的方式。

人们对待我太认真了。他们对许多事情都看得过直。在为Linux奔走的几年里,我认识到了一件更糟的事情:有些人并不满足于过分认真地对
待自己,如果他们自己的成见没有被别人实践,他们便会更不高兴。

这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烦恼。

你曾经思索过狗为什么那么喜爱人类吗?不是因为它们的主人每六个星期就带它们到整形师那里去一趟,也不是因为它们的主人偶尔会在人
行道上捡起它们的粪便。狗喜欢人类是因为人类喜欢命令它们怎样去做,那是它们活着的一个(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大部分都被阉
割,所以它们已从繁衍下一代犬科动物的工作中被解脱出来。另外,它们对项圈下的交配也没有多少欲望)。作为一个人,你是狗群体的领
导者,你告诉狗该怎样做。狗的情感服从于你的命令,而且它们喜欢那样。

不幸的是,人类的性情也是如此。人们希望有人告诉他们该如何行动。这种倾向植根在我们的基因核里。任何社会性的动物都本性如此。

所以,那些具有个人意识,敢于对别人说“不,我不遵循”的人就变成了领导者。要变为一名领导者并不很难(肯定如此。我不就变成其中
一员了吗?)。那些没有这种信念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喜欢领导者替他们做出决策并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当然,人们遵循他们所选出的领导者的吩咐去做是正确的。我争论的并不是这一点,我所要说的是,不论领导者还是跟从者,都想把他们自
己的想法强加于对方,正是这一点令人难以接受。这不仅令人沮丧而且可怕。令人沮丧的是人们会盲目服从任何事物,其中包括服务我;而
令人可怕的是,人们希望把他们的盲从心理强加于他人,当然也包括强加于领导者。

当坐在计算机旁,对一些微妙的技术问题深入思考时,你就会忘记那些棱角分明、随时会碰到门上的机器人。当看着孩子最后终于入睡时,
你就不禁生出丝丝柔情。另一个手边的更贴切例子发生开放源代码组织中:狂热者相信每种发明都应在公共通用专利(GPL)下注册(用黑客
的话说,就是“GPL’d”)。理查德?斯多曼希望把一切都归入开放源代码。对他来说,这是一项政治斗争。他希望利用GPL作为促进资源开
放的方式,他认为舍此之外,别无它途。而我开放Linux资源则不是出于那么高尚的目的,我希望得到回报。这是事情运行的法则,在计算机
研究的早期,大多数工作是由大学或国防军事组织承担的,最后都开放了。如果有人需要它,你会把你的成果与另一所大学共享。理查德在
被赶了他所喜爱的研究后,成为自觉开放源代码的第一人。

的确,把某人的技术公开,把它改进成像Linux那样具有统一术语的可用资源,由此会产生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其好处是不可胜数的。只要你
看到了这些好处,你自然会反思那些质量很差的封闭软件项目。公共通用专利注册和开放源代码模式为最好的技术产生创造了条件。不仅如
此,它还防止了技术封锁。而且,它还保证了任何对研究和技术感兴趣的爱好者都不会被排斥于开发研究之外。

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斯多曼,这位提供公共通用专利注册而值得尊敬的人,曾为自由软件的出现而欢呼雀跃。因为他参加了马萨诸塞技术研
究所的一系列有趣的开放研究工作。但当这些项目转变为私人公司的项目时,他便被排挤了出来。研究工作中最有意义的是表处理语言
(LIS)机的开发,表处理语言开始是作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被加以开发的。像许多事情一样,有人看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认为应该把它
纳入商业轨道并从此获取利润。这种事情在大学里随时都会发生。但理查德不支持将其商业化,所以当1981年LISP变为斯姆伯利克公司的一个
项目时,他突然被开除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斯姆伯利克公司还解雇了许多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的他的支持者们。

相同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好几次。我理解他的想法,与其说他的动机是反商业化,倒不如说是反垄断。对他来说,开放源代码关系着无论
谁对项目进行商业化他都能够继续工作。

GPL为每个人都提供了机会,成绩卓著,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可是,所有设计创新都应纳入GPL吗?

这他妈的完全不可能。这事就像堕胎合法化问题移进科技领域一样棘手。应由开发者个人自行决定是在GPL里注册还是利用其他更便于保护版
本的方法。令我几乎发疯的是,理查德认为非黑即白,别无 ,由此产生了不必要的政治划分。他从来不理解别人的观点,如果他在宗教方
面也是如此,他将是一名狂热的教徒。

实际上,最令人恼火的事情是几名摩门教徒敲开我家的后门,他们告诉我应该相信有人敲后门(或用电子邮件轰炸我的信箱),是我应为我
的软件注册这件事。这当然不是一个政治话题,人们应该做出自己的决定。建议别人在GPL注册或不注册是一件事,就此进行急诊则又是另一
件事。当人们抱怨我在为一家商业公司工作,而这家公司从来不做任何与GPL注册相关的业务时,我能说的是:少他妈的多管闲事!

理查德最让我生气的地方,并不是他主张Linux应该称为“GEU Linux”,因为Linux的核心的确利用了GEU软件程序的许多材料;也不是他诬蔑
我过分张扬,声称当他与人分离代码时我还是一个在洗衣篮里睡觉的孩子。让我觉得他讨厌的原因是,他不断地抱怨别人不在GPL下注册
Linux系统。

有众多的原因使我对理查德充满赞赏,但只能从远处。我想,我倾向于尊敬像理查德这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能独善其身呢?我最不喜欢别人教训我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我讨厌别人对我的个人决定指手划脚(也许我的妻子除
外)。

在Linux的发展过程中,艾立克?雷蒙德等专家指出,操作系统的成功与否以及开放源代码发展的性,或多或少都与我的实施方式和在争执中保
持公允的能力有关。虽然艾立克可能是开放源代码现象的最好发言人(但我非常非常不赞成他那种偏激情绪),但我还是相信他有点偏离了
阐述的主旨。并不是我要避免偏袒,而是我憎恨任何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他人的人。在此,你可以把道德观念替换为“信仰”或“价值
方式”等。

把道德观念强加于人是不对的,其下一步,把道德观念制度化也无疑是错误的。我只是对自己的选择抱有极强的信心,这表明我认为当面临
道德问题时,我会做出自己的决断。

我希望自己做出决定,我反对繁冗的社会规则。我坚持每个人如果在自己的天地里,只要不妨碍他人,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我发
现了几可怕的规则,尤其是其中强加于学校和孩子们身上的规则。想一想关于强加给教育改革的规则,以及以后发展的错误方向,你就会感
到它的可怕。

这就是实际上没有必要却无处不在的所谓的社会良知。

同时,我个人还认为比我和我的道德判断更重要的,不是人类,而是进化。从这一方面说,我希望我个人的选择能履行其社会责任。那也许
是本来即有人,我想它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固定部分,促使人们考虑社会事务。否则,我们早已过分偏执。

此外,只有一件事值得一说,就是那些过于唠叨的人。人们没有理由空话连篇,也没有自以为是。

嗨,我听起来与他们一样唠叨。

但是,当人们开始过分认真地对待你时,就为你设下了一个温柔的陷阱。

10、舞会上的国王

在3月17日(圣帕特里克日)、10月13日(哥伦布发现美洲日)等日子里,美国忙乱异常,但几乎没有人注意12月6日这一天,那是每个芬兰人
都知道的日子――芬兰独立日。

大多数芬兰人像庆祝其他事情一样庆祝独立日,舞会频繁地举行。好使以芬兰标准衡量,在独立日夜晚之前的舞会也算得上是过于频繁了。
所以几乎整个国家的公休假日里,人们都坐在电视前恢复体力。也有别的选择,即醉醺醺地在雪地里中跋涉。

能够把每个人都吸引到电视前的只有一件事:总统舞会。芬兰上层社会传统风俗不多,所以总统舞会十分重要,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
大事。舞会实况向全国电视转播,好让人呆在家里以免醉醺醺地驾车上路。同时也向世人证明芬兰有能力推出自己的奥斯卡颁奖晚会片。当
然,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比方:这是芬兰上层社会的超级杯盛事。

所以,整整一天,从北部的约兹杰克到南部的汉科,芬兰人都在看参加舞会的受邀者与总统握手,通常男人穿着燕尾服,女人则穿着令人难
以忍受的晚礼服(斯堪的那维亚所特有)。

1999年独立日,我受到了邀请。

如果你是驻芬兰的大使或者是芬兰议会议员,你将自动受到邀请。除此之外,每年还根据情况邀请一二百人,他们可能是奥林匹克冠军,也
可能是帮助总统处理事务富有成效的人。如果你是冰球队长,而当年冰球队又恰好得了世界冠军,你将会受到邀请。今天,如果你发明的操
作系统受到世界瞩目,你也会受到邀请了。你还可以配偶或朋友一起参加,如果既没有配偶也没有朋友,你也可以带上你的姐妹。

很幸运,我和塔芙都能参加。八月,我们就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前往芬兰后不需要重新签证就能返回美国的许可,到十一月我们才收到返美
证。两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参加总统舞会的请柬。

试想一下那将是怎样一种景象,两千多个芬兰人――而且都是最重要的芬兰人,拥护在总统那座被称为总统城堡的官邸里。那是一名富商修
建的豪宅,芬兰没有几处。那确实只是一个大的家园。但确切地说,并不是一个单一家庭的家,而是一个包括一个单一家庭和许多维护
者――厨师、女仆等等的大家。但地方并不很大。

到达之后,有人为你脱去外套,你就挤在人群里了。你不知往哪里去。酒瓶不断增多,很显然,其中有伏特加。如果没有,那就不是芬兰的
风格。你与许多人都交谈片刻,你与记者的交谈持续到结束,因为他们是那儿最有趣的人(也许是酒使他们变得比议员更有趣)。

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多,所以我认为舞会不会很有趣。我是唯一来自开放源代码群体的成员,我希望我们的群体也像军队――以后谈论件事也
可以有所夸耀。但我最终发现舞会实际上非常有趣。

那天塔芙穿了一件非常美丽的长袍,吸引了媒体的注意。我们好像是参加奥斯卡典礼,而不是芬兰总统的舞会。因为她看上去如此美丽,也
因为冰球队当年没有夺冠,新闻界把我们俩称作舞会上的国王和王后。

随便吧。

“大卫,你是作为一位朋友而不是一名记者进入这所房子的,我们不允许任何记者进入这所房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塔芙像今天这样热情,那是她和李纳斯拿到钥匙的第一天,她在新房子的门口迎接我。这是一所巨大的房子:中厅(现在安
放着李纳斯的弹子球桌)与幼儿室几乎处于不同的街区,幼儿室是帕特里夏和丹妮亚拉睡觉的地方,大得几乎容得下一个幼儿园。进入前门
是一处通向客厅的宽阔的通道,如果没有那些风格独特的意大利瓷砖,这里将来可以作为女孩们练习滑板的地方。李纳斯的办公室在第一
层,有一扇装着镜子的滑动玻璃门。这所房子里有五个浴室(也许现在他们发现了更多个)。房子坐落在远离硅谷中心的地带。

尼基?托沃兹正好来探望儿子。俩人去了一趟以前的公寓,刚刚回来,他们乘坐的是租来的宝马Z-3汽车。这辆车将是李纳斯要购买的新车的参
照。下午尼克还要驾车去斯坦福大滨图书馆,但首先,他还得学会使用安置在尚未美化的后院的温泉浴盆。他声称这所房子是所有名叫托沃
兹的人曾住过的最大的房子,接着他拿出一张纸列出了十八个名叫托沃兹的人。当然,他不知道第十九个正在被孕育出来。

李纳斯在空阔的房子里也十分兴奋。尼克把周围的景色都用摄像机拍了下来。我要求李纳斯抱着塔芙跨过门槛,以便我能把这一珍贵情景拍
摄下来。其间有一些非芬兰风格的非常热烈的当众爱情表演。“你想过我们的房子有这么大吗?”塔芙问我。

塔芙需要在开市时到达艾莫雷维尔的宜家家居商店,购买新房子所需的物品。所以我建议李纳斯带着孩子们到斯廷森海滩去。一到那儿,我
就怂恿李纳斯试一试环礁湖中的皮筏玩耍。等他爬上码头的时候,裤子已经湿漉漉的了。

我想让李纳斯告诉我,他对书中的一章名为《成功会毁了他吗》有什么感想,于是我把小女孩儿们抱离了海滩,以使他能不受打扰地读完那
篇文章。帕特里夏和丹尼亚拉四处寻找海星,甚至踮着脚尖走到了海水里,玩了大约半个小时,直到我听到中的一个说“KISIN
KOMMER。”意思是:“我要撒尿了。”

我们回到房子里,发现李纳斯只穿着内裤坐在电脑旁,他的旁边有一袋椒盐饼干,袋子已经打开。大约过了十五秒钟他才意识到我们回来
了。他的第一句话是:“哥们,你的苹果电脑遭透了。”

接着他说:“噢,我把我的裤子放在你的烘干机里了。”

他已把那章的标题改为《名声与财富》。他认为《成功会毁了他吗》听起来有点过于自以为是。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改写这章。为了使他能完
成这一工作,我带头孩子们到海滩看海豹去了。

11、还会再干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与风车作战有多么艰难,你就会觉得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五年前,当人们问起我是否认为Linux将会取代桌面系统,并对微软造成致命的一击时,他们那时对于自己的意见总是有些缺乏自信。我总是
抚州他们我认为会的。但他们却有些怀疑我的观点。事实上,他们可能比我更清楚这一事实。

其实我并没能够真正理解Linux能够对微软构成致命一击这一过程的所有细节。不仅不清楚他们如何解决在开发一种稳健轻便的操作系统过程
中所遇到的技术问题,而且也不清楚当一种操作系统导致商业以及技术成功时意味着什么。假如我能够事先了解要做到如Linux目前这般成功
需要做多少基础工作的话,那我肯定会感到相当沮丧的。这意味着你不仅仅要优秀。当然你必须优秀,但是一切事情最后的结果都必须是正
确的。

任何理智的人在凝望着需要整修的崎岖山路时,都会陷于沮丧之中。

想想支持PC机的技术问题吧,它们是变化最快的硬件。你不得不支持那些遇到程序问题的人们,有些程序并不能一次次地重复以到达预期的
效果。这些你以前可能未曾考虑过,但是你却关心Linux,因此你会关心这些程序的运行效果。

即使是考虑到如何渗透到商业市场,你也不得不考虑客户支持的各种层次。对于Linux,从其初期开始,你就不得不在公司内部来实行技术支
持。但若是考虑到大规模的支持,则你必须拥有大量的技术人员和基础设施。对于产品销售出去的第一个三十天来说,光有一个900或者800服
务号码是远远不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支持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因为你可以在许多地方购买到技术支持,如从Linuxcare、红帽子、
IBM、Silicon Graphics、康柏、戴尔等。然而很明显,你的确需要做好一项工作来满足用户的要求。长久以来,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数年
来,这已经变成一个主要的挑战了。

与具有坚实的技术背景的生意人或具有商业背景的记者不同,过去我只是一个狭隘地将集中在软件上的开发人员,天真地以为自己知道需要
做什么。其实,单是技术问题就能阻碍我成功地从事这项工作。如果我事先知道需要花费多少精力从事这项工作,而且十年以后我还在为这
项工作努力,并且这将是十年中我的一份全职工作的话,则我决不会开始这项工作的。

废话!好了,我不想再说那么多废话了。

不过事情依然发生着。那些并不喜欢开放源代码的人,以及那些为程序错误而苦恼的人,会给我不断发电子邮件,不断地倾诉他们所遇到的
挫折。与那些我所收到的认同及赞扬的电子邮件数量相比起来,这也不算什么。但它仍然在发生着。

是的,如果我事先知道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作,事情会变得多么艰难的话,我很可能不会从事这项工作。

如果我有足够的知识可以事先知道这些困难的话,我很可能不会将Linux推进到远离其初始发行的地步。

如果我事先知道有多少细节我必须做正确,人们对于一种操作系统寄予多少厚望的话,我就能够预见到我根本无法面对事情的恐怖一面了。

好了,我也无法预测其好的一面。

比方说,我会得到多少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人在共同努力等等。因此,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想,如果我能够确切地知道事物好的一
面的话,我很可能还会从事这项工作的。

是的,我还会再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