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的家族
我们再回头看看历史。
第一个将脚印踏在芬兰雪地上的最重要的瑞典人是亨利主教,他被天主教会于1155年派往芬兰。那些传教士占据着芬兰所有的城堡以抵抗俄国人,并最终 战胜了我们东国的帝国,赢得了这场争夺芬兰控制权的斗争。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为了促进芬兰殖民地人口的增长,瑞典政府给予在芬兰的瑞典人以土地和减税等 激励。瑞典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714年,接着是芬兰被俄国人接管七年的短暂插曲。之后瑞典人再次将它夺了回来,直到1809年俄国和拿破仑对芬兰发起进 攻,芬兰又落入俄国的统治中,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为止。早期瑞典移民的后裔如今在芬兰达到35万人,他们都讲瑞典语,占总人口的7%。
这其中也包括我的怪癖的家庭。
我外祖父的父亲住在瓦萨城附近的一个叫杰波的小镇上,是个相当贫困的农场言,但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很难说明在芬兰通过努力以改 善自己境遇的可能性。不错,冬天的黑暗以及走进屋里后就把鞋子脱掉的做法的确让你心烦。然而在那里你可以免费受到大学教育。这一点和美国的情况大相径庭, 美国的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种毫无前途的感觉。事实上,上面提到的六个儿子之一后来当上了芬兰中央银行的行长。还有一个就是我外祖父列奥,也就是带 我接触到计算机的那一位。
再来说说我的祖父。是他创造出了Torvalds这个姓。这姓来自他原来的名字Ole Torvald
Elis中间那个词,在瑞典语里的意思是“托尔的领地”(托尔是北欧神话中的雷神——译注)。这是因为我祖父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他的姓Elis是我曾祖母
最终嫁的那个人的姓。我祖父非常不喜欢那个人,所以在1937年他21岁生日的时候给自己改了姓。他去掉了自己的姓,又在原来的中名Torvald后面加
了一个“S”作为新的姓,据他说这样发音会显得更为丰满。但他实在应该重新改个姓,因为他加上的那个“S”把原来的意思全破坏了,并让讲瑞典语和芬兰语的
人都感到百思不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念出来。而且,他们都认为这个字应该拼成“Thorwalds”,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全世界现在总共有十
八个姓Torvalds的人,他们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我们都得忍受我祖父带来的这种混乱。
这大概就是我在网上总使用“李纳斯”的原因。Torvalds太容易引起混乱。
我这个祖父并不在大学教书,他是个记者和诗人。他第一份工作是在离赫尔辛基以西大约一百公里的一座小镇上当一家报纸的主编,因为在上班时常喝酒而被 免职。他和我奶奶的婚姻也因此破裂了。后来他搬到了位于芬兰西南部的城市土尔库,又结了婚,成为当地一家报纸的主编,出版了几本诗集,但酗酒的问题始终没 有解决。我们常常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去土尔库看他,同时也经常去看望我奶奶。我祖父在五年前去世。
我可从来没有读过民的任何诗集。这只是件我爸爸遇见生人时的谈资罢了。
我们家的记者一抓一大把。据说在1917年芬兰摆脱了俄国统治而独立之后所发生的内战中,我曾祖父的一个兄弟就是一名站在白党一边而曾被红军抓获的 记者。我父亲叫尼尔斯(大家都管他叫尼基,是电视和广播记者。自从六十年代的大学时代起,他就在共产党内非常活跃。他的政治倾向来自于他得知了许多发生在 芬兰的针对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的无耻暴行。1967年,他认识了我妈妈安娜,当时他们俩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大学生。据我爸爸说,他当时是一个讲瑞典语 的学生俱乐部主席。有一次该俱乐部出外郊游,我爸爸在追求我妈妈的过程中有个情敌,当他们准备坐汽车返回赫尔辛基时,我爸爸让他的情敌负责往汽车上装行 李。于是他便利用这一机会占据了我妈妈旁边的座位,劝说她单独跟他约会。
我是在大学校园的游行示威中诞生的。我们家的爱巢修筑在我祖父公寓的一个房间里。我的第一个摇篮是一个洗衣用的筐子。幸好那个时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 记忆。
大约在我三个月的时候,我爸爸报名去服兵役,因而没有被当作坚定的反政府分子被投入监狱。在军队中他成为优秀的士兵,而且是个神枪手,因此常常受到 奖励,享受周末回家探亲的特权。据我们家人说,我妹妹萨拉就是在他一次探家时受的孕。我妈妈除了照料她两个金发的孩子之外,还在芬兰新闻社当译员。即使到 了今天,她还是在各种新闻媒体中寻找消息,然后把它们翻译成瑞典语。她也从事制图的工作。
然而我却奇迹般地逃出了这个以记者为主的小小王国。相反,我妹妹萨拉除了有自己的新闻翻译社,也在新闻社供职。而我同你异母兄弟列奥?托沃兹则是个 摄影师,而且想当导演。因为我的家人大抵都是记者出身,所以我有资格和记者们开玩笑,说我知道他们是一帮无赖。我知道我这样说自己也显得很差劲,但多年 来,我们家曾经来过不少做客的记者,都是些为了能挖掘出消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或是靠凭空想象编新闻的家伙,而且不少记者似乎还总是离不开杯中物,并且常常 喝得酩酊大醉。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躲进自己的卧室里。说不定我妈妈的神经比较坚强,能对付他们。我们家坐落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的一个叫罗德伯根的小区,公寓在位于罗 伯兹盖坦街上黄色的不起眼的大楼中。我们家在五层,有两间卧室。萨拉和那个讨厌的、大她十六个月的哥哥(也就是我)同住一间卧室。附近有一个小公园,其名 字是根据当地一个酿酒厂老板的名字起的。我总觉得这样很奇怪,但一想到有的篮球场馆也是根据一个生产办公设备的人的名字而命名的,也就不足为怪了。(有一 次我们在公园里看到一只猫,于是我们家人从此便称那座公园为“猫园”)。公园里有一个不大的空房,许多鸽子常常飞到那里。公园建在一座小丘上,所以到了冬 天是个滑雪的去处。另一个可以玩耍的地方是我们楼后面的水泥院子,此外楼顶上也可以玩。每当我们玩捉迷藏时,顺着梯子爬五层登到楼顶上特别有意思。
但再有意思也不如玩计算机过瘾。只要屋里摆着电脑,晚上不睡觉都没关系。每个男孩子晚上都睡得很晚,以便躲在被窝里“阅读”《花花公子》。但我却不 是这样,而是佯装睡着,等我妈妈走了以后便跳将起来,一屁股坐在电脑跟前。那个时候可还没有网上聊天这回事呢。
“李纳斯,该吃饭了!”有时妈妈这么叫我时我不愿意出去,于是妈妈就对她的一些记者朋友们说,我是个非常好养的孩子,以至她只要把我放在一个黑咕隆 咚的储藏柜里,再配上一台电脑,偶尔朝里扔一些意大利面条,我就会感到格外高兴了。她的话不无道理。谁也不会担心这个孩子出外时遭到绑架(你听说过这样的 事吗?)。个人计算机在变得像今天这样复杂之前,尤其是在像我这样呆头呆脑的青少年还可以打开电脑的盖子自己动手修理的时候,其实对孩子们很有好处。今天 的电脑所面临的问题和汽车一样: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人们很难将他们拆开再自己组装在一起,所以也就很难弄清那里面究竟是回事。过去人们可以简单地换 掉汽车上的桐油过滤器,但你最后一次修车肯定要比那个活儿复杂得多吧?
今天的孩子们不再自己拆卸组装电脑,而是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玩游戏上,于是智力得不到发展。我并不是说游戏有什么不好,我最早编写的一些程序就是游 戏。
我编的程序中有一个是你必须在一个海底洞穴里控制一艘小小的潜水艇。这是一个十分标准的游戏概念。整个世界都倾斜着移动,作为玩游戏的人,你就是潜 水艇本身,所以你必须不能让自己碰到墙壁和可怕的大鱼身上。其实真正移动的仅仅是这个游戏空间,鱼是这个游戏空间的一部分,是和它一起移动的。你玩的时间 越长,它们移动得就越快,同时洞穴还变得越来越小。你不可能在这个游戏中获胜。游戏的宗旨也并非是为了获胜,这种游戏玩上一个来星期,然后再转移到另一个 游戏,非常有意思。这主要是为了编程,才创造出新的游戏。
我还有其他的玩具,如模型飞机、轮船、汽车和铁路。有一段时期,我爸爸常买回一些非常昂贵的德国模型火车。他解释说,他小时候从来没有玩过模型火 车,所以模型火车可以成为父子的共同爱好。虽然很好玩,但是和电脑的挑战相比却相差甚远。有时我被剥夺玩电脑的权利并非是因为我在电脑上花费了太多的时 间,而是因为别的事而受到惩罚,比如与萨拉打架。在整个小学和高中时期,我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学习上。
所有这些竞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要不是我经常取笑她,她就不会为了胜过我而在期末写了六篇文章,可当时在芬兰,要想从中学毕业写五篇作文就算达到 标准了。另一方面,我的英文还十分蹩脚,这一点应该感谢萨拉。她总是拿我的英文取笑,有很长时间我一直讲一口典型的芬兰式英语。所以后来我的英语才有所改 进。我妈妈也经常揶揄我,但主要是因为我对女学生不感兴趣,而这些女生都希望得到“数学天才”的辅导。
有时我们和爸爸还有他的女朋友住在一起,有时萨拉和爸爸住在一起,而我和妈妈住在一起。还有的时候我们都和妈妈住在一起。顺便说一句,瑞典语中找不 到一个与“机能障碍家庭”相对应的词汇。由于我父母的离婚,我们手头很拮据。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妈妈不得不经常典押她唯一的投资——无度电话公司的 股票。在芬兰,只要你拥有一部电话就能拥有一张该公司的股票。我妈妈的股票大约值五百美元,每当我们手头特别缺钱花时,她就只好拿着股票到当铺去。我记得 曾和妈妈去典押过一次,心里感到非常窘迫(如今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事实上,赫尔辛基电话公司是我任董事会成员的唯一一家公司)。类似的心理感受也 发生在我要为购买第一块手表而向外公讨钱的时候,当时我自己已攒下了大部分的钱,但剩下的钱妈妈却拿不出来,于是让我向外公讨要,这让我感到非常难堪。
有一段时间,我妈妈上夜班,萨拉和我便只好自己想办法吃晚饭。我们应该到街角的一家小铺子里用赊账的办法买仪器,但我们买的却是糖果,而且晚上可以 玩电脑玩到很晚,这让我感到痛快极了。要是别的男孩家里没有家长看着,早就堂而皇之地“阅读”《花花公子》了。
外祖父死后,我外婆的身体似乎也每况愈下,她患了一种她自己称之为“晕眩症”的病,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十年。在她进了医院后两年,我们便搬到了她的公 寓。那是一幢坐落在彼德盖坦街上结实的俄国时期的老建筑物,与赫尔辛基滨水区的一个漂亮公园相距不远。我们住在一层,公寓里有三间卧室,一间小厨房。萨拉 住最大的一间卧室。而我这个消瘦的少年住的是最小的主卧室,反正我只要有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就行了,时不时能得到意大利面条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我在窗户上 挂上了厚厚的黑色窗帘,不让阳光射进来。电脑就摆在靠窗户的一张小桌子上,离我的床大约只有两英尺远。
1999年春天,当《圣何塞信使新闻报》的星期日增刊让我采访李纳斯?托沃兹时,我对他只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在这年春天的早些时候,随着一系列的公 司和网景公司一样采用了公开源代码的概念或者干脆采用了Linux操作系统本身,李纳斯(Linus)一时间成了一个众人皆知的名字。尽管我对于这方面的 发展并不十分了解,但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在一本涉及到UNIX操作系统和公开源代码问题的杂志担任编辑,所以我脑子里还残留着一些相当的记忆:包括李纳斯 是个芬兰的大学生,他在自己的宿舍里编写了一个影响极大的UNIX系统,并且免费在互联网上散发,等等。这些信息并非十分准确。给我打电话的编辑说,在最 近于圣何塞举办的Linux展览上,李纳斯已经成为众星捧月的核心人物,所以他敦促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我现在手头有一个闻名全球的超级明星,就在这 里,噢,不,在圣克拉拉。”接着他便把一些报纸简报传真给了我。
李纳斯已经在两年前来到了硅谷,正在为当时还显得特别神秘的Transmeta公司工作,那家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一种据说成功后将轰动整个电 脑工业的微处理器。但是,不知何故,Transmeta公司却允许李纳斯继续他那项耗时甚多的工作,他仍旧是Linux的最高领袖,对这个操作系统的任何 修改拥有最终的决定权(事实上,他的追随者已经在着手进行法律方面的工作,以期在法律上让他成为Linux商标的所有者)。此外,他还有时间在全球四处旅 游,为方兴未艾的公开源代码运动大做宣传。
然而,李纳斯却变成了一个神秘的传奇式英雄。当人人都崇拜的对手比尔?盖茨住在他豪华的华盛顿州西雅图郊区的湖滨行宫里时,李纳斯和他的妻子以及他 们蹒跚学步的女儿们却挤在圣克拉拉一栋两层楼的公寓套房里。他似乎对一大群才气不很高的编程人员如今能享受到大笔大笔的巨大财富并不怎么在意。他的出现使 那些身在硅谷并匍匐在优先认股权之下的小人物们心里犯嘀咕: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怎么可能对致富毫无兴趣呢?
李纳斯没有经纪人,也没有录音电话,而且很少回复电子邮件。我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才通过电话和他取得了联系,但一旦联系上,李纳斯便同意在他尽早 方便的情况下接受一次采访。时间大约在一个月后,也就是1999年5月。我出于职业上的习惯,总希望我的被采访者能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我认为用芬兰桑拿 浴为背景是采写这篇人物传记的最好方式。于是我们租了辆福特公司的野马牌敞篷轿车,由摄影师开着,一路到圣克鲁斯市去,那里有人为我们推荐了旧金山湾区最 好的一家桑拿浴馆,坐落在一个新人类和裸身主义者风格的度假村里。
Transmeta公司位于圣克拉拉一个匿名的写字楼群内,当李纳斯从公司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罐拉开盖的可乐,穿着软件程序员的典型服装:牛仔裤, T恤,一成不变的凉鞋和袜子。当我问他穿凉鞋着袜子是不是标准的程序员工装时,他理由充分地解释说,甚至在他从未见到任何别的程序员之前他就喜欢把袜子和 凉鞋配在一起了。他说:“这肯定是关于程序员的自然法则。”
我们坐进汽车的后座,我一边鼓捣着我的录音机,一边脱口问出了第一个问题:“你家里人都是搞技术的吗?”
“不是,他们基本上是新闻记者,”他答道,接着又说:“所以我知道你们都是一些坏蛋。”
他知道因为这句话我肯定不会放过他。
“噢,难道你是从一堆坏蛋是钻出来的吗?”我问。
这个世界级的程序编制员抑头大笑,不料将嘴里的一口可乐全喷在了摄影兼司机的后脖子上,李纳斯的脸不好意思地红起来。这便是那个令人难以忘记的下午 的开始。
后来的事儿更加离奇。芬兰人对洗桑拿浴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序,但那次却是李纳斯将近三年之内第一次光顾桑拿。这位皮肤苍白、全身赤裸的新星戴着一副 雾蒙蒙的眼镜,坐在最高一层的木板上,他的金发乱蓬蓬地覆盖在他的脸上,浑身的汗水像小河似的滴淌下来,一直流到他开始发福的肚子上。我这样说完全是出于 好意。他的周围是一圈皮肤晒得黝黑、自我着迷的圣克鲁斯人,用他们单调乏味的新人类式的口吻夸夸其谈着;李纳斯似乎特别热衷谈论桑拿浴的种种特点。他脸上 洋溢着一抹宁静满足的笑容。
我认为,总体来讲,住在硅谷的人比其他人都更加幸福。首先,经济革命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中。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硅谷里的新贵们还是老家伙们,都富裕 得满腹流油。但谁也看不到他们脸上充满笑容,至少在他们的经纪人办公室之外他们总是绷着脸。
绝大多数受欢迎的技术人员——甚至许多不那么受欢迎的技术人员——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让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优秀。而且,他们都担负着一个了不得 的使命,该使命比为世界和平而奋斗还要重要。李纳斯却不然。他没有自我膨胀的感觉,与他一接触就会觉得你和他之间没有什么隔阂,这使他在硅谷那帮夸夸其谈 的精英中显得格外的可爱。李纳斯看起来似乎超越了一切,他超越了新人类,超越了高科技亿万富翁。他不像是一只被全球的镁光灯抓住了的驯鹿,而更像一个快乐 的外星人,到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们人类自私的生活方式有多么疯狂。
我还有种感觉,他是个深居简出的人。
李纳斯曾提到过,洗桑拿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蒸完后几个人坐在一起,边喝啤酒,边神侃天下大事。为此,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些富士达啤酒(Foster
Beer)。我们拿出啤酒,钻进了“安静”热水池子里。我们打开富士达啤酒罐,一边喝着一边让摄影师为他拍照。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李纳斯对美国商业史和
世界政治都非常熟悉。按照他的观点,假如美国人能像欧洲政治家那样在社会领域(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译注)和公共领域之间采取调和政策,对美国的发展会更
有好处。他一边摘下眼镜,将其浸在热水里清洗,一边解释说人其实根本不需要戴眼镜,在少年时戴起来的原因是以为这样可以让他的鼻子看上去小一些。这时,一
个穿着衣服的女经理走到热水池旁,毫不客气地勒令我们把啤酒交给她。虽然周围环境非常开化自由,然而啤酒却被认为是违禁品。
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冲淋浴,穿上衣服,然后找一个咖啡厅继续我们的谈话。
你在硅谷遇到的大部分人周身上下都有一种信徒身的狂热。他们对自己的生意、“杀手应用”(killer
application)和各自的待业过于迷恋,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在他们的谈话中,除了自我吹嘘的话题之外便没有别的了。然而当我们和李纳斯沐
浴着阳光坐在一家自酿啤酒店里品尝着酒精度极高的浓啤酒时,我们却无话不说。喋喋不休的李纳斯就像是只被放出笼子的金丝雀,承认他对古典摇滚和恐怖小说作
家迪恩?库恩兹(Dean
Koontz)非常迷恋,他还承认自己有个弱点,特别喜欢荒唐的情景喜剧。然后便道出了许多他的家庭琐事。
他不希望自己跻身于富人和有权势的人中间。我问他,如果见到比尔?盖茨想说些什么,他却说连与后者见一百的欲望都没有。“在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可言,”他说,“他所做的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我却丝毫不感兴趣。我所做的事在世界上也可能是最优秀的,他也不感兴趣。我对他经商提不出任何建议,他对 我的技术也提不出任何看法。”
我们翻越山岭返回圣克拉拉时,有一辆黑色的切诺基吉普从后面?上来,车子突然在我们旁边慢了下来,车上的人喊了一声“嘿,李纳斯!”接着就掏出一台 傻瓜相机,为他心目中的英雄拍照。李纳斯则坐在野马版敞篷车的后座上,迎着风露出微笑。
一个星期后我又去了他家,当时他正在给孩子洗澡。他把他一岁的金发女儿从水池子里捞出来,想找个地方放下,与此同时,他又把他两岁的金发女儿从水池 中捞出来。他把他的小女儿递给我,后者立即大叫起来。他妻子一直呆在另一个房间里,这时也跑出来帮忙。她个子不高,但很随和,脚腕刺了一颗植物的纹身。不 久,我们便给孩子们读起了瑞典语和英语的催眠书。后来我们便站在车库旁边,周围放着一些未打包的行李,这对夫妇说起了在硅谷若想买一栋“拥有一个后院的真 正的房子”的想法是如何不切实际。他们这样说时并未流露出辛酸的口吻。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似乎并未悟出他们生活中的讽刺意味。
接下来,我们一边喝着吉尼斯黑啤酒一边在电视里观看捷伊?雷诺(Jay Leno)的谈话节目。在这种气氛下,开始写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5、中学时代
这四年,我基本上是坐在电脑面前度过的。
当然还有上学:诺斯高中——它是赫尔辛基五所讲瑞典语的中学之一,坐落在市中心,离我家很近。数学和物理很有意思,所以也很好学。凡是需要死记硬背 的课,我的热情都不高。所以上历史课时,一旦你得记住黑斯廷斯战役的日期时,它就显得格外的枯燥;然而每当讨论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因素时,它就变得有意思 起来。地理课也是如此。我是说,孟加拉有多少人口有谁在意?但仔细想来,也许许多人认为那一点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只要我学的东西很有意思,可以暂时 让我忘记电脑,就会变得很轻松,比如季风,或者引起季风的原因等。
体育课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我要是说,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我不是最有体育天分的人,大概是理所当然的事。信不信由你,当时我还瘦得出奇,参加 体操课还说得过去,但一旦上足球或冰球课,那便意味着逃课的时间到了。
这些课把我的分数拉了下来。芬兰的分数等级是从四分到十分。所以我的数学、物理、生物等课大都是十分或九分,而体育课却是七分,有一次还得了个六 分。我的手工课也得过一个六分,那门课我也比较弱。其他学生都做出了精美的放餐巾的架子或凳子,作为手工课的纪念品。而我这么多年下来,唯一的收获就是在 我的大拇指里留下了几根木刺儿。说到此我必须提一下,我岳父制作了一个精美的秋千,装在我们家的后院里,我的两个女儿在秋千上度过了许多欢乐美好的时光。
我们的高中和大多数美国城市中的学校差不多,并不是为那些特别聪明和雄心勃勃的孩子们设立的。芬兰并不希望把孩子们分成等级,或把优秀生和差等生隔 离开来。然而每个学校都有一个特有的专业,虽然它不是必修课,但你在其他学校却学不到。就我所有的中学来说,其特殊的专业是拉丁文。在我看来,拉丁文很有 意思,比芬兰语和英语有趣得多。只可惜这个语言已经死亡。我特别想和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用拉丁文开玩笑,或者用它讨论操作系统的设计战略。
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里消磨时光也特别过瘾。那里是一些学生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那些不愿意躲在学校的楼后面抽烟的人。体育课逃课可以到那里去,或者 在两节课之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也可以泡在里面。
自从发明了计算机之后,咖啡馆便是“呆子”们常去的场所。咖啡馆是学生们可以用赊账的办法买东西的唯一地方。也就是说,你可以在那里买东西,他们把 你买的吃的和饮料列出一个单子,等你手头有了钱再把账还上。由于芬兰人对技术特别热衷,如今那里的赊账大概早已用数据库来记录了。
我要的东西永远是一样的:一杯可乐和一个炸面包圈。
当时我那么年轻就已经是一个健康食品迷了。
总的来讲,我在学校里比萨拉的功课要好。萨拉更爱社交,看上去很随和,对别人特别友好。我还得说一句,这本书就是别人雇她翻译成瑞典语的。但最后她 在学习上超过了我,因为她考的科目比我多。我的兴趣比她窄。别人都知道我只是个偏爱数学的家伙。
其实,我能把女生带回家的唯一原因就是她们希望得到我的辅导。即使这样她来的也不多,而且每次都不是我的主意。我爸爸总觉得那些女生感兴趣的并非仅
仅是补习数学(在他看来,她们都认同他伟人般的鼻子,好像这等于认同他是个伟人)。假如她们在寻找一个数学尖子,她们肯定没有一个固定的男友。我的意思
是,我从未弄明白他们说的“深度爱抚”(heavy
petting,指的是性接触的一种方式,李纳斯在这里把“pet”理解成“宠物”的意思,并把“heavy”理解为“沉重”了——译注)是什么意思。我
曾经花了不少时间照顾邻居家一只十五磅重的猫,就是不明白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错,我绝对是一个呆傻之徒,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个时候呆傻尚有性感的含义;不过我猜并不是真正的性感。你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既呆傻又腼腆的学生,他 是不是有点多余?
于是我便坐在电脑旁,感到无限的快乐。
中学毕业时,我头上戴着一顶白色毛茸茸的挂着黑穗的帽子。毕业典礼上,他们把文凭发给我,然后我就回家。所有的亲戚都在那里等着你,到处都是香槟、 花卉和蛋糕。此外,全年级还要在当地的一家餐厅里举行庆贺聚会。这些我们都做了,而且我猜我很开心,不过具体的细节全忘了。然而你要是问我那台68008 芯片的电脑的规格,我却记得非常清楚。
6、长大成人
我上大学第一年的成绩斐然,需要拿到的学分我都拿到了。然而我仅仅在第一年收获颇丰,也许是新的环境让我感到特别兴奋,或是因为突然拥有了深入学习 某些学科的机会,再不然就是读书使我感到很舒服,这总比隔三差五地进行社交活动、把酒吐在朋友们身上好得多。第一年我表现得非常好,实在无可挑剔。然而你 放心,这种表现从此再没有发生过。我的学术生涯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时还没有选择专业,最后计算机成了我的主修课,物理和数学是副修。我的问题之一是,在整个赫尔辛基大学,除我之外,希望主修电脑的讲瑞典语的学生 只有一个,他名叫拉尔斯?韦尔泽尼斯。我们俩参加了一个为讲瑞典语的理科学生举办的组织,在那里觉得非常开心。这个俱乐部的盛况都是由学“硬科学”的学生 们组成的,比如物理和化学。顺便提一句,成员都是男生。
我们俱乐部的房间和另一个组织共同使用,那个组织是为讲瑞典语的主修“软科学”的学生建立的,比如生物和心理学。因此,我们有机会和女生们交往,尽 管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这方面显得笨手笨脚。不,我们所有的人都如此。我们的俱乐部和美国的大学生联谊会大体相仿,但你不必和其他学生住在一起,也不必和对 科学不感兴趣的人打交道。我们每星期三晚上都有固定的聚会,在那里我了解到了啤酒中比尔森香型(Pilsner)和麦芽香(Ale)之间的区别。偶尔,我 们还举行喝伏特加酒比赛。然而这些都是在我大学时代的后期发生的事情。我在大学里有得是时间,我总共在大学里泡了八年,毕业时仅仅得了一个硕士学位(不包 括去年六月赫尔辛基大学授予我的荣誉博士学位)。
大学的第一年,我只模糊地记得乘坐有轨电车穿梭于教室和宿舍之间,我宿舍里的书和电脑设备越堆越多。我常常躺在床上读道格拉斯?亚当斯写的科幻小 说,然后就把书丢在地板上,再抄起一本物理课本,接着又从床上滚下来,坐在电脑前为一个新游戏编写程序。厨房就在卧室的外面,我常去那里弄点咖啡和松脆玉 米饼。
也许妹妹就在附近某个地方,或者和朋友出去了,也说不定这些也就和父亲住在一起。妈妈或许也在那里,要么她就在工作,或者说不定她和她的记者朋友们
也出去了。有时一个朋友过来找我,我们就挤在小厨房里,一杯一杯地喝茶,在电视里看比维斯和布特海德(Bevis
and Butthead)用英文唱MTV,然后我们就琢磨着到哪儿去打台球,可又觉得外面太冷了。
真是万幸,自那以后,体育课在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体育课”在第二年又回来了,而且是整整一年。芬兰军队要求所有的男生一律入伍。不少男生在中学毕业后就去服兵役,这样做比在大学上完一年后再 去服兵役显得合理得多。
在芬兰你有两种选择:要么在部队服八个月的兵役,要么从事一年的社会服务工作。你要是有很强烈的宗教原因或其他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两样你还都可以避 开。对我来说却没有任何脱身之计。对于社会,我觉得那并非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帮助别人。个中原因可能是我害怕社会工作会比在军队服役更加枯燥无味。我真不敢相信我说话如此坦率。你若和已经从事过社会服务的 人聊聊,就会发现如果你事先没有排队选择好一个进行服务的较好地点,他们就会给你随便找一个枯燥乏味的地方。如果那样,我从良心上也不可能反对。虽然逃避 爱国职责我不会太有所谓,但是事实上我还是有良心的。在万不得已时,使用枪支杀人恐怕也不会遭到我太强烈的反对。
要是你选择服兵役,也会有两种选择:你可以当一个普通大兵,服满要求的八个月;或者去一所军官培训学校,当十一个月的军官。我觉得当一名军官可能会 稍微有点意思,虽然你的服兵役时间要多出十二万九千六百分钟。当军官或许也能多学到一点东西。
于是乎你们那位当时体重是一百二十磅的英雄就成了芬兰陆军预备役中的一名少尉。干的事是火力控制。那还不是火箭科学,发给你的也不是大炮,而是坐 标。你在地图上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用三角学求出你想要射击的方位。你做出坐标计算,然后把结果用无线电或你们自己铺设的电话线传递出去,告诉要朝哪里射 击。
我记得在参加陆军我非常紧张,因为我不知道里面的。有的人有哥哥或其他人跟他们讲过陆军的情况,所以他们心里多少有点底。但却没有人告诉我将会遇到 什么样的事情。诚然,人人都知道军队里面可不是好玩的地方,凡是服过兵役的人都这么说。然而部队里到底怎么回事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所以感到特别紧张。
在军队里最艰难的是在拉普兰森林中行军,身上必须背着似乎有几吨重的缆绳。我真觉得那些缆绳有几吨重。进入军官学校之前,他们命令你跑步,腰上缠着 一大圈缆绳,背上还得背着两捆,一跑就是十英里。有时你就光站在那里,等待着事情发生。
或者是滑很长时间的雪,到达一个地方后再支起帐篷。那时我意识到,倘若上帝希望我们生来就是滑雪的,他应该让我们长出长长的玻璃纤维脚蹼,而不是两 只脚。对了,之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上帝。
你必须得把帐篷支起来,点起篝火,才能吃饭。你又冷又饰物,疲惫不堪,因为你已经有两天没有睡觉了。我知道有些人花很多钱参加这种超出极限的室外冒 险,把这种做法称之为“锻炼性格的经历”。真要这样,他们参加芬兰军队就行了。
实际上,我们并不经常去室外跑马拉松,但有时的确那样做。我计算了一下,在十一个月当中,有一百天是在树林中度过的。芬兰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这个 国家的百分之七十是被森林覆盖的。我觉得这些森林我都跑遍了。
我当军官的差事是在一个五人小组中当火炮控制队长。这意味着你得懂业务,而且要让你的业务显得比实际上更复杂。但我不是一个好领导,我觉得这种差事 毫无意思,对于发布命令我也不擅长。接受命令倒是蛮容易的,窍门是你根本不必往心里去。然而我觉得做好这件事情并非是我生命中的使命。
至少那时不是。
我说没说过拉普兰能冷到什么程度?
现在想起来,当时在那里时,我真的讨厌那个地方。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当一切都结束后,它很快就变成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在我未来的生活中,那段经历还成了我和几乎所有芬兰男人聊天的谈资。实际上,有些人说,强制性服兵役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让芬兰男人们在喝啤酒时有话 可聊,而且他们能活多久就能聊多久。生个人都忍受了许多痛苦,那是共同的。他们都恨军队,但事后聊起来时却又都格外开心。
7、爱洗桑拿的国家
既然聊到我们的国家,就让我再告诉你一些芬兰的情况。
我们拥有的驯鹿是最多的,恐怕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多不过我们。喝酒的人和跳探戈舞的人也不在少数。只要你在芬兰呆上一个冬天,就会明白喝酒的原因。 对探戈舞的着迷我却找不出原因,但幸好舞迷们大都集中在小镇里,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们。
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芬兰的男人是全欧洲最有阳刚之气的。这肯定与他们吃驯鹿肉和将大把的时间花在洗桑拿上有关。这个国家的桑拿浴室经汽车还要多。 谁也不知道这种类似宗教的习俗起于何时,但至少某些地方的传统是,在建房子之前先要造好桑拿浴室。许多公寓的一层和顶层都有一个桑拿浴室,每一个家庭都有 洗桑拿浴的时间——比如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星期四和星期五一般是洗桑拿的日子)。这样一来,你就不必在这个时间去串门了。有一次,我看到一本用英文写 的赴芬兰旅游指南,书上不厌其烦地警告读者,说芬兰人从来不在洗桑拿的时候做爱,而且要是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芬兰人自己都会非常惊讶的。我读到这段时忍 俊不禁,因为桑拿浴在芬兰人的家里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书里那样说不啻警告读者不可在厨房的地板上做爱。我不认为桑拿有什么特殊之处。在有些偏远的地方, 新生儿就是在桑拿浴室里出生的——因为只有桑拿浴室里才有热水——按照某些地方的传统,有些人也死在桑拿浴室里。顺便说一句,这种事情我们家可没有。
芬兰人还有许多其他的特性,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不同。
比如他们有沉默的传统。人人都沉默寡言。他们常常站在一起,但一句话也不说。这种做法在我们家也不流行,所以我善意地把我的家人称做“非常规类 型”。
芬兰人凡事还毫无怨怼。我们之所以能够熬过俄国的统治、熬过一系列的血腥的战争和压抑的天气,完全是因为可以在沉默中忍受痛苦并有着坚定的决心。
然而在今天,这种沉默似乎有些怪异。德国作家布莱希特二战时曾在赫尔辛基住过一段时间,他在描绘火车站一家咖啡馆里的顾客时曾说,那些人“会讲两种 语言却沉默不语。”他的话后来广为流传,所以后来他一得到机会就逃出了芬兰。
直到今天,假如你走进任何一座讲芬兰语的城市,尤其是那些小城市的酒吧,肯定会看到若干面无表情的人坐在那里,两眼茫然地望着前方。芬兰人尊敬对方 的隐私,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没有人会走到其他人面前与之搭讪。芬兰人还有一个令人不解之处,他们实际上非常友好,可很少有人能发现他们这个特点。
我还知道,在芬兰女同性恋的酒吧里,气氛却异常欢快。
既然芬兰人不喜欢面对面地交谈,整个国家就成了移动电话最理想的市场。我们对这种新玩意如醉如痴,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按照平均人口计算,哪一个国 家拥有最多的驯鹿我不清楚,细想起来可能是挪威,但是世界上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拥有最多手机的国家是哪一个却是不言自明的。人们甚至还说芬兰人一生下 来就应该把手机移植到他们的身体上。
使用手机有多种用途。芬兰人往往相互之间发送很长的信息,或者用手机做为传输手段在中学考试中作弊(把一个问题发给朋友,然后等待着对方长篇大论的 答案)。我们还使用手机上的计算功能,而大多数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手机上还有这种功能。不言而喻,下一步就是给坐在同一个咖啡厅里的另一张桌子旁的孤独的人 打个电话,然后用手机进行交谈。尽管诺基亚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他们生产的手机也使芬兰产生了自发明桑拿浴以来最剧烈的变化。
手机在芬兰受到如此热情的接纳其实也无须惊讶。这个国家在采纳新技术方面一贯迅速和信心十足。芬兰和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的人喜欢通过电子银行 支持各种费用和开展业务,而这种所谓的发出微弱之声的“手机银行”在美国却鲜为人知。与其他国家相比,芬兰平均上网的人数最多。有人把这种对技术的精通归 咎于强大的增长率体系——芬兰人的文化水准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大学也不收学费,所以学生们经常在大学里逗留六到七年。比如我就呆了八年。一个人将生活中如 此多的时间泡在大学里,不可能什么都学不到。也有人说芬兰人对技术的喜欢源于对俄国的战争赔款,为了赔款而发展了航运业,因此改善了基础设施。还有人将此 照片于芬兰是个同性恋的国家的事实(曾经一度确是如此,令人不能容忍)。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芬兰是一系列技术革新的发源地。比如有声电影的发明就在芬兰。哦,对了,还有Linux操作系统。
我和李纳斯坐在餐桌旁。我们刚从旅途中返回。塔芙正把买的东西放进冰箱里,我给帕特里夏和丹妮亚拉买了一本书,她们俩正在为那本书争执不休。我将一 个制成标本的企鹅和一大瓶花生酱推到一边,打开录音机,让李纳斯讲讲他的童年。
“其实,我对我的童年差不多都忘了。”他用单调的口吻说。
“那怎么可能?不就才几年前的事?”
“问塔芙吧。我对名字、别人的面孔和我做过的事情都记不住。我们家的电话号码我都得问塔芙。我能记住事物的规则
以及它们组织起来的方式,但对事情的细节却永远记不住,所以对我童年的细节忘得精光。我小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怎样想的,都记不住了。”
“比如说,你有朋友吗?”
“不多。我不善社交。与过去相比,我现在在与人交往方面进步多了。”
“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我是说,你是否记得某个星期日早晨醒来后,中妹妹和父母去了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我父母已经离婚了。”
“他们离婚时你多大?”
“不知道。也许是六岁,也许是四岁。记不住了。”
“圣诞节呢?你记得圣诞节吗?”
“哦,我依稀记得起来衣服,然后前往我爷爷在土尔库的家。复活节也是那样。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忘了。”
“还记得你的第一台电脑吗?”
“那是我外公给我买的一台有名的VIC-20。是装在一个大盒子里送来的。”
“盒子有多大?是像装着一双靴子的盒子一样大吗?”
“差不多。”
“你外公呢?对他还有记忆吗?”
“他大概是我最亲的亲人,我不知道……好吧,他很重,但不胖。头发都秃了。他比较内向,像个心不在焉的教授,不过他就是教授。我常常坐在他的腿上, 用键盘为他输入程序。”
“还记得他身上的味道吗?”
“不记得了。这是什么问题?”
“每个人的祖父身上都有一种味道。比如廉价科隆、波旁威士忌酒或雪茄味。他身上什么味道?”
“我不知道。我当时对电脑太痴迷,没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