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for Fun(10)

几个星期之后,著名的Oracle公司也锦上添花似地随之而来了。

说Oracle主宰了数据库市场丝毫也不为过。在正式的消息发布之前已经有些谣传(主要是在讨论组上),说该公司也有一些对Linux的内部接
口。从技术角度来讲,这对Linux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一步。但是,如果你常在这些日子的讨论组里转悠的话,就会觉得我们真是到了登峰造
极的时候了。Oracle的正式宣布也许毫无技术上的轰动效应可言,但的确给人们心理上带来极大的震撼。

像IBM的公开宣布一样,Oracle的巨大步伐不仅被Linux的业界同人所关注,也引起了那些经营决定人的瞩目。他们再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的公司
一直仰仗的是数据库系统故而无法使用Linux了。

虽然这些消息越来越令人欣慰,却也没有改变我固有的生活。

我仍然时常与两个可爱的小宝贝一起游戏。与家人一起的时间之久,我通常都是在做对Linux的维护,在家里和在公司时都是这样。为了对所
有的Linux版本做到不偏不倚,我在公司里用的是红帽子的版本,在家的时候便改用欧洲的Suse版本。我总觉得自己的体育锻炼大为不足,所
以决定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一个来回足有十二英里。结果在某个星期一,我上班的时候刮起了大风,我好不容易才逆风骑到了公司。十
个小时以后我该下班了,风势却还不见小,更可恶的是风向变了,我如果回家还是逆风。没办法,我只好打电话给塔芙让她开车来接我。不
用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骑车上过班了。

我罗列这些无伤大雅的生活细节只是想说明一点:Linux的发展并没有改变我的日常生活。各家公司里那些已长期熟识Linux的技术人员却开始
不断地执行老板们的光顾了。因为这些老板们也已被种种渠道传来的关于Linux的消息搞得心痒了。他们会问手下的技术人员,这个Linux真的
那么重要吗?但当他们一旦获知Linux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好处时,他们马上会做出决定,让他们的服务器改为使用Linux操作系统。

尽管此类情况中的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美国,但在世界各地的IT机构里也一直都在上演。大家选用Linux并非仅仅因为它的廉价――因为软件本
身虽然身价不高,但服务与维护还算得上是一笔开销的。真正影响那些公司决定层的是这样一个技术上的事实:Linux比它的那些包括Windows
NT和各种不同版本的UNIX的竞争对手们都要强大。而更重要的是,人们不愿意严丝合缝地依照微软或其他什么人所制定出的规则行事。你可
以随心所欲地使用Linux,这一点是别的操作系统完全做不到的。那些富于独创性的人使用Linux的理由是:他们可以自由进入Linux的源代码,
而其他的商业软件却从没有提供过这种方便。

从这个角度讲,这一点从我在我的卧室里发布了Linux0.01版以来还没有改变过。Linux就是比世界上的其他系统更灵活。你可以是自己的老板。
而且,至少从网络服务器的解雇讲,它不包含那些“肿块”(bloat)或其他不成功的设计。

Linux系统的另一个优点是:尽管作为网络服务器的操作系统Linux已经越来越知名了,但它从来不是一个为赚钱而生的产物。这一点对于理解
Linux的成功非常重要。

主流电子计算机是一个能赚钱的东西,UNIX一般来讲能产生一系列可以赚钱的方向:服务于国防部的超级电子计算机,或应用于银行系统。
人们通过向主流机器或其他大型系统销售操作系统赚了大钱,因为收费奇高。接着微软进场了,只卖九十美元一套的操作系统。它不向银行
或其他大型系统之类的市场进军。但是突然间,到处都是微软的产品了,就像市场被蝗虫入侵了似的。你知道,那样的入侵是很难抵抗的。

我并不是说蝗虫是坏蛋。我喜欢所有的动物和昆虫。

到处都是并且占领赚钱的机会简直太好了,微软就是这么干的。想想看,一种流动的生物流进每一处它能找到的地方是什么情景。如果它推
动一个地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它充斥着全世界,流进喜欢让它进去的地方。

同样的事情正在Linux事上发生。它正流进每一处喜欢它的地方。

但Linux没有赚钱的方向。Linux小而灵活,总会找到它应该占领的地方。你可以在超级市场里、在重要的地方如美国政府的费米实验室或国家
航天局里发现Linux。不过在那些地方它只是一种服务器空间的流出物,或一种桌面空间里的流出物,那里就是我开始创造Linux的地方。同
时,你也能在植入式的装置里面找到Linux,比如防抱死刹车系统或手表里。

请注意Linux的流动。

Linux给大众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年轻一代中最聪明、最卓越的那些人都在使用Linux的产品,因为正是Linux才激起了这一代人的狂热。而在早
一辈人当中,激起人们狂热的与其说是微软和DOS倒不如说是PC。如果你要操作PC,就一定要用到DOS系统,在当时这是没什么选择的。所
以,这种情况对微软操作系统的传播非常有利。

如果你环顾一下你周围最聪颖的那些孩子们,你会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参与对Linux的开发。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无论是开放源代
码的理念还是Linux操作系统都在各大学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其原因之一是:青年学子们大多都抱有对主流与权威的逆反心理(正是这样
一种心理曾经极大地影响了我父亲的生活)。

在这场操作系统之争中,一方是庞大而邪恶的微软公司与刻毒、贪婪却他妈富得流油的比尔?盖茨,另一方则是以无私的爱心致力于自由软件
的谦逊的民间英雄李纳斯?托沃兹。这些学生们毕业后到各大公司谋职,同时,也把在大学期间就已培养出来的对Linux的喜爱带了过去。

于是,有一些加盟微软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曾见到我的头像被钉在了微软公司里的飞镖靶心上。

我对此唯一的评论是:我的大鼻子实在太好瞄准了。

但我毕竟超越了自己。在IBM1998年春季的公告之后,每一个重要的硬件销售商都紧随其后发布了类似的公告。八月,《财富》杂志“发现”
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在封面上铺上了我的照片,并配以如下的文字:“和平、爱、软件”。

随着一个又一个公司相继做出对Linux的承诺,你已经不必再到讨论组里去查找关于Linux的零散消息了。

Linux征服了整个世界,这正如一些不可思议的奥林匹克金牌获得者往往来自某个无名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

那时我只是一个宣传人员。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艾力克?雷蒙德解释说,我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我“显然并不比我数众多的黑客更为古怪”。
好吧,那只是某一个黑客的观点,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想。理查德?斯多曼致力于将Linux更名为gnm/Linux;同样的,我也凭借gnu gcc的编译器
以及其他免费软件工具和应用软件使Linux展翅腾飞。斯多曼和其他人则对Linux在商业领域里找到地盘而日益恼火。

在目前Linux成千上万的参与者当中,媒体大肆渲染着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的二元分法。按照这一分法,斯多曼和那些担心Linux的理想与
资本主义目标背道而驰的人士被称之为理想主义者。而我则成为实用主义者的领袖。但是,我将这一划分视作新闻界的胡说八道――一种什
么都严丝合缝地嵌入一个非黑即白世界的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同样,当人们把Linux现象视为Linux与微软之战,我也同样感到不满。事实上,
这是迥然相异的另一码事。传播技术与知识、扩充财富并同时让自己感到开心愉快这种简单自然的方式,远非商业世界所能了解)。

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假如没有商业利润,Linux又怎能流入新的市场?又怎能为发明创造提供新的机遇?对那些需要一种替代糟糕
技术的其他选择(而且是免费的技术)的人们来说,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得到它?为使公开源代码能够控制局面,什么才是比依赖公司资助
更为现实的方式?还有,那些不太有的工作,比如系统维护和技术支持这种烦人的事情,比起在公司里完成这些工作,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开放源代码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为什么企业――它们为技术进步提供如此大的动力――应该被排斥在外,假如它们遵守游戏规则
呢?

即使我们想要中断商业主义的影响力,我们又该如何着手去做?我不想建议我们躲躲藏藏、销声匿迹、不去和那些商业人士讲话。

要求开放源代码的群体总是有反商业化的情绪,但直到当Linux在与高技术关系不大的家庭里也成为一个日常用词的时候,才称得上有商业化
的危险。新闻组对某些疯狂声音里清晰可闻的偏执狂般的咆哮非常恼火。在我与之打资产的Linux的开发者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担忧。但
另一些开发者却对诸如“红帽子”(Red Hat)或其他一些公司如何偏离开放源代码观念、对诸如某些人如何正在推动其理想主义的一面感到
愤怒。

在某种程度上,某些开放源代码的倡导者从他们的理想主义立场发生偏转可能是正确的。但当某些人将其看作一个正在推动原有价值的主张
的时候,我却认为它恰恰带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比如,担心没法养活自己的孩子这些事情的技术人员现在就有了选择的余地。你可以仍然一
如既往地保持理想主义,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成为某个新的商业族类。让一些新成员加入进来,以及你让自己多了一个新的选择,并不会让你
失去任何东西。在此之前,你除了保持纯洁之外显然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顺便提一句,我从未感到自己身处理想主义阵营。的确,我总是将开放源代码视作一种使世界更趋美好的途径。但仅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除此之外我还将它视作带来快乐的途径。这可就不怎么称得上是理想主义了。

我总是认为理想主义人士挺有趣,只是有点沉闷,甚至有些吓人。

为了坚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意见,你不得不排除除此之外的其他意见。那就意味着,你不得不变得不近情理。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这好
比是美国政治和欧洲政治的区别。在这个游戏的美国版本中,敌人的界线由你来划定,而这种技能取决于一个人的辨别能力。欧洲政治家则
倾向于通过证明其能够鼓励协作来赢得胜利。

因此我坚持调和主义的态度。

我第一次对商品化感到紧张是在很早以前,那时Linux还籍籍无名。如果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选中了Linux搞商品化,那我就没戏唱了,现在
也不会是这处情况了。在对1998年的活动情况所进行的新闻组讨论中有一种忧虑,就是怕一旦让人搞商业化开发,开发商可能什么回报也不
给。在某种程度上,我必须依赖新的合作伙伴,正如Linux发展商依赖我那样。并且他们也证明了自己是值得依赖的。他们没有踌躇后退。到
现在为止,这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作为Linux商标的持有人和Linux系统的核心支持者,我体会到一种与日俱增的责任感。我深感与日俱增的责任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成千上万
的人如今正依赖着Linux,并且,巨大的压力使得尽可能令人依赖的工作变得确定无疑。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协助公司来理解开放源代码究竟
意味着什么。就我自己来讲,在贪婪的公司与无私的黑客之间,从来都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不,我在英特尔请我帮他们处理奔腾芯片的FO OF锁死问题后和他们会面,并不等于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是奔腾处理器的FO OF臭虫
吗?”我就知道你准会这么问。没错,这就是我们这些怪怪的工程师编造出的怪怪的名字。“FO OF”是一行会导致奔腾芯片锁死的非法指令
行中头两个字节的十六进制表达式,所以我们这么叫它)。不,一方面公开源代码的奇妙之处,同时又从一家封闭到连它在干些什么都不肯
让大家知道的公司那里拿薪水,这并不是虚伪。事实是,我当时很尊重Transmeta这种低功率芯片,现在依然尊重如故,而且认为它是当时最
有趣的技术项目,可能在广播电视方面得到应用。另外,我第一次可以和其他人协力同心,让英特尔至少部分地公布它的源代码。

作为一个要从技术立场和伦理立场两方面都获得信任的人,我感到很难在开放源代码群体内部坚持自己的立场。对我来说,在与Linux展开合
作的公司当中,不偏不袒才是最重要的。的确,我没有通过接受红帽子公司以诚挚的谢忱为理由提供给我的优先认股权而出卖自己。而伦敦
的一位企业家仅仅为了让我在他那家羽翼未丰的Linux公司里当一个董事会成员就要付给我一千万美金,但我还是拒绝了。这是否说明一些问
题?他没办法理解我竟然会推掉这样一笔轻而易举就能到手的巨款。这仿佛是在问我:“你长这么大对一千万美金这个概念到底知道多
少?”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面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新近受欢迎的程度,不仅使我,事实上,也使整个虚拟社区为盛名所累。的确,正如开放源代码在1998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最大的争
议之一就在于其名字本身。在此之前,已有了诸如GPL所许可的“自由软件”,我们会提到软件共享现象,以及通常所谈论的“自由软件运
动”。这一用法源于“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该基金会由理查德?斯多曼于1985年为促进自由软件工程而创立,比如
GUN和由他发起的自由UNIX(Free UNIX)。

没准,像艾立克?雷蒙德这样的新教徒会发现新闻记者们全搞错了。“free”一词真的意味着免收任何费用吗?“free”真的意味着没有任何限
制吗?“free”真的意味着自由自在吗?经过几周私人信函的往来,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比起“free”来,我们更愿意使用“open”(开
放)一词。从此,自由软件运动变成了开放软件运动。对于那些乐意将此一场运动的人来讲,我猜这的确是一场运动。自由软件基金会仍然
被称之为自由软件基金会,而理查德?斯多曼也仍旧是幕后在心理上进行策划的人。

身为这一行动的实际领导者之一,我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Transmeta,我的电话几乎整天响个不停,所有的电话都不外乎两件事,要么
是记者要采访我,要么是某个会议的组织者要我发言。为了向全世界推广开放源代码和Linux,我必须对两者同样以热情相待。如果你能让一
个数学天才活跃于人民党党员的社交圈子里,你就创造了一个民间英雄。我忘记了艾立克?雷蒙德对我的评价:我看上去并不比许多黑客更特
别。但我希望自己是不同于比尔?盖茨的人。

比尔?盖茨住在湖边的一座高科技大厦里,我却住在喧嚷的圣克拉拉的一座合住公寓的三间农舍里,在我女儿的玩具间穿行。我只有一辆破旧
的庞蒂亚克牌汽车,并且自己接听电话。新闻记者们似乎很喜欢看到这些,是的,有谁会不喜欢我呢?

Linux渐渐开始被对微软的一大威胁。

其实,当微软面临反托拉斯法案的困扰时,它也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对手了――因为微软几乎插手所有软件的开发的研制,不可一世得像是赢
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时候,有人泄漏了“万圣节文件”,一份来自微软内部的备忘录。文件显示,微软已十分关注Linux。不久,史蒂夫?
巴尔默就在接受采访时回答:“是的,我很担心。”其实,也许微软能继续从宣传Windows NT与Linux间的竞争上赚取利润,但Linux与微软之
间的竞争却更趋激烈。

不用我站到临时演讲台上大讲微软的坏话,事实就会说明一切,而事实恰好做出了对Linux有利的说明。记者们喜欢这一切:言词温和的大卫
(可能像只狐狸)与卑劣的垄断巨人歌利亚之间的对抗。因为我能够保持完全的公允,所以我乐于向记者谈论这一事件。我喜欢把记者称作
混蛋,但我发现我与他们的多数访谈都十分有趣。记者们对我的故事也特别感兴趣――所有的人都想知道谁将是失败者。

在从“摧毁微软阴谋的阿米变形虫”事件里得到满足之后(注:为确保表达准确,这个句子曾受到微软公司某个产品的拼写检查),记者们
想进一步了解开放源代码的概念。现在,对信息的解释已十分容易,因为人们已能看到正在运行中的实例。进而引起他们好奇的是Linux的管
理方式,他们很难想象,经常连一些不过三十人规模的公司都乱得像马厩,Linux 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合作项目,怎样才能被管理得高效
而有序。

有人杜撰了一个“仁慈的独裁者”的名词,来形容我对整个事情的把握。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时,想到了一个留着髭须的伊斯兰教国家的
将军在给他饥饿的军队分发香蕉。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仁慈的独裁者”的描述。我掌握着Linux的核心技术,这是Linux的根本,所以每个
与Linux有关的人都予我以最高的信任。我用在卧室里编码的方式,管理着我数以十万计的开发者参与的工程。我更愿意让人们自愿自觉地承
担工作,而不是预先委派任务给他们。当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之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有趣的工作,它像是一种用户级的编码,
而我们却在努力开发这种低级系统。关于低级系统的每件事情,都能通过众多的支持者最终反映到我这里来。

我有时赞成、有时反对他们的作法,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无为而治。当两个人对同一件事有 看法时,我对两个人的意见都接受,看哪一个可
行。有时两者都加以采用,融合为一种新的方法。如果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尖锐分歧,各行其道,互不相让时,我便不接受任何一方的意见。
如果某个开发者失却了兴趣,想退出开发,我会像所罗门王所做的那样悉听尊便。

仁慈的独裁者?不,我只是懒惰。我尽量不做出决定,用无为而治的方法进行管理。那会使你得到最好的结果。这些话已经成为了报纸的大
字标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对Linux的管理风格在新闻界赢得了好评,而我在Transmeta那段短暂的管理工作却彻底遭到了挫败。我设法管理一批开
发者,但我失败了。像所有冒然闯入繁琐得像废物堆的办公室事务的人一样,我毫无头绪。面对繁复的每周例行会议、工作回顾和行动规
划,我一筹莫展。三个月后,事实证明我对Linux的管理风格除了能获得记者们的赞赏以外,并没有给Transmeta带来任何好处。

同时,新闻界还大力宣扬另一个话题:分裂。凡是曾经历过UNIX那段不愉快历史的人,都知道曾发生在UNIX代理商之间的无休止的争吵。到
1998年,所有的问题都已提上日程:历史会不会在Linux的身上重演?我的回答一直都是:尽管在Linux的代理商之间肯定会存在争执,但决不
会出现差点搞垮UNIX的那种分裂。UNIX的问题在于,为促使代理商实现外观的统一而浪费了数年的时间,而这只是因为他们无缘获得相同的
资源基础。实现外观的统一不仅浪费了UNIX数年的宝贵时间,而且导致了残酷的内部纷争。不过,我可以告诉新闻界,Linux的代理者并不需
要定期到知情者那里光顾。Linux组织内部的分裂因素要比UNIX组织少得多――因为即使态度不友好的代理者也能得到同样的资源基础,也能
互相利用彼此的成果:源代码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和利用。

记者越提出这类问题,我越愿意会见他们(与我年轻时在赫尔辛基遇到的那些记者不同,九十年代的美国记者大多十分理智),我非常高兴
有机会与他们交谈。

但发言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我不是人们所说的天生的演员,要知道:我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人。我甚至写不好发言稿。所以,在一切准备好
之前,我会一直等待,直到天黑。

不过,似乎还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通常是,我正在走向演讲台,还没有开口,人们就站起来不停地鼓掌。我很想让我的演讲富有吸引力,
但我总发现自己局促不安,所有的话听起来都不自然,包括那句标准的“谢谢,请坐。”我似乎有点神经质。

而且,并不只是记者或会议组织者才会提问。一天夜晚,我正在和塔芙坐在家里给女儿们读书,电话响了。

我接起电话:“我是托沃兹。”

对方说:“呵,你就是那个设计了Linux的家伙?”

“是的。”

两秒钟的沉默后,电话“咔嗒”挂断。

另一个晚上,一个人在拉斯维加斯给我打来电话,极力要求我为一些Linux T恤衫生意签约。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申请一个不在电话号码簿上登记的电话号码。在我刚搬到加利福尼亚时,我没有费这番功夫,因为一个不登记的号码
要比一个登记的号码贵得多。当我知道花费不是很多时,现在我使用了一个不登记的电话号码。在取消登记的电话号码之前,有一次,大卫
忘了我家的电话号码,他打电话向电话局查询,值班员查到了我的电话,然后惊奇地说:“他居然是登记的号码?连同他的百万财产吗?”

不,我没有百万财产。我有百万Linux用户,但我从来没有从Linux挣来百万财产。那确实很有趣。

7、财富的到来

每天醒来的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家伙。我不记得1999年8月11日星期三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但它应当是。对Linux来说,它
是第三个最重要的日子。那一天,苏斯公司的执行总裁德克?霍恩德尔从德国赶来,到圣何塞会议中心商业展示会,晚上就住在我家为客人准
备的床上。我认识他多年,他是老“X自由86”组织的成员,积极支持Linux,他还是丹妮亚拉的教父。我起床后,为塔芙和丹妮亚拉准备了热
牛奶咖啡,又像通常一样,仔细阅读《圣何塞信使报》除了体育专栏和分类广告以外的所有内容,然后我们挤上丰田车向圣何塞城区驶去。

我记得我与许多人握了手。

这一天是红帽子公司上市的日子。公司几年前就给了我一些股票期权,但直到最近才送来一些纸面文件。我并没有兴趣读那些文件,它们一
直扔在我电脑边的纸堆里。我的确很希望红帽子能走势良好,股票期权并不是让人特别兴奋的事情――因为我还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
令我兴奋的是另一个原因:从许多方面来说,首次上市的成功代表着大家对Linux的认同。所以那天早上我有点紧张,不过恐怕不只是我如
此。市场已低迷了几个星期,人们都想知道红帽子的首次上市能否取得成功,或者没准它会撤回上市申请。

结果它终于上市了。在大会门口我们得到了消息:红帽子的股票开盘价是十五美元,或者是十八美元,我已记不清了,最重要的是那天的交
易在三十五美元的价位上收盘――虽然没有创什么记录,但运行良好。

我记得我与塔芙和德克驾车回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接着,我想到了钱。我开始兴奋起来。

直到我们被拥挤的车流堵塞在101公路往北的?上,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在一天之内从身无分文一下子变成了拥有五十万左右美元。我的心跳
开始加剧,既得意又有几分不敢相信。

我对股票运作一窍不通,我需要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于是我给莱瑞?奥古斯丁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他,他是我所认识的唯一通晓股票事务
的人,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你是否喜欢做我的股票经纪人?或者你能推荐一个你信任的什么人,因为我不想在网络上进行交易。”

红帽子给我的是期权,而不是直接的大宗股票。我不知道怎样去动作他们,我知道通常会有一个资金搁滞期,但我不知道是否对我也是一
样,我也从没有想过纳税。莱瑞精于此道,并且交往广泛,我在莱曼兄弟交易所见到了他。但他对我并不热心,因为我不是一个大客户,但
他答应帮我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另外,在上市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红帽子人力资源部或是他们的律师的电子邮件,信中提醒我在公
开上市以前公司的股票就拆分了。我对这些一无所知。于是,我找出那些装着股票期权文件的马尼拉纸信封,阅读我以前不愿费力去看的文
件,文句很浅显(法律术语):我拥有双倍的期权。

我的五十万美元现在变成了一百万。

说实话,我已顾不得长期以来在新闻界形成的形象了,也顾不得自己实际像个无私的取悦于人的杂耍演员一样生活于穷困之中的事实了。我
亢奋不已。

我接下来阅读了所有关于红帽子公司股票的报纸报道,是的,我有一百八十天的资金搁滞期。

没有亲身经历过,你就无法想像一百八十天对于一个第一次成为名义上的百万富翁的人来说,到底有多长。

现在,我有了一项新的活动:跟踪红帽子公司股票的价格。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红帽子公司的股票价格一直在上涨,它一会儿稳步攀高,
一会儿直线上升,总之是不停地上涨。到达某一点时,它再次拆分股份。情况最好时,我的股票价值达到了五百万美元。

红帽子就像华尔街,起价很低,但不断上涨。它与其他许多领域发生了恋爱关系,甚至与互联网也产生了某种远距离的关系。红帽子公司脱
颖而出。我们成为1999年末那几个寒冷月份里的大众话题,电台和报纸的投资评论家都从这种让人发狂的有望打败微软的操作系统上得到了让
自己满足的机会,而我的电话也一直响着。这一切与十二月九日的VA Linux公司上市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潮。

那是一次超出任何人意料的上市行动。

莱瑞.奥古斯丁和我赶往金山的波士顿第一信用中心,参加首次上市路演。我穿着平时所穿的衣服:一件免费赠送的T恤衫和一双凉鞋。我们
还带着妻子和孩子――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衣冠楚楚的投资银行家中乱跑,的确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一切都在突然之间发生了。屏幕上晃动的手势表明,VA Linux在第一天的交易中,卖价在每股三百美元左右。这是以前闻所未闻的。即使没有
看到手势,我们也知道这创造了一项记录,因为从银行投资家被CNN和财经新闻网的所震惊的表情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到莱瑞,他表现得像
平常一样冷静,我敢肯定在整个过程中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当然,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在忙着追赶我的到处乱跑的女儿。